石仲泉
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在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充分地展现了“后发优势”。他们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在1935年6月后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此时，由于各路红军纷纷战略转移，就革命根据地而言，如毛泽东所说，这里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将其概括为“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硕果仅存”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
一、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井冈山道路思想的正确领导。陕甘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爆发的武装起义并不比全国其他地区少，但革命根据地却在相当长时间未能建立。1932年8月，刘志丹见到组织发动两当兵变的习仲勋时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2年3月，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先是在甘肃正宁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同年12月开始在照金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创建以甘肃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后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是以南梁根据地为中心，以关中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为南北两翼，在开展土地革命、执行建设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到淳耀、北达长城，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有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丢失后，它像红星一样照耀着中国。
二、有渴望参加革命斗争的贫苦民众，深入地群众工作使根据地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区土地贫瘠，物产稀缺。长期以来，广大贫苦民众反抗剥削阶级残暴统治的斗争接连不断。这是大革命失败后该地区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的历史根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关心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并不断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他们也成为深受边区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称赞道：“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他评价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为“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三、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然地理条件，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围剿”，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横跨陕甘两省，子午岭纵贯其间，沟壑纵横，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它的东、西、北面是滚滚波涛的黄河天险，既可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又可以此为依托，南进直逼关中，钳制咸榆大道；西进开辟陇东，威胁兰州。既恶劣又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难派重兵防守，且能制约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20世纪30年代前期，陕甘地区统治当局多有更迭，政治形势动荡。这些都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刘志丹等领导人也有一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战略战术。1933年10月，刘志丹在照金对习仲勋说：我们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这就是古人说的“狡兔三窟”。这两年我们先后在华池地区、三原武字区和照金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和小块根据地，回旋余地就很大。刘志丹还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狡兔三窟”的战略战术，使根据地的各个区域在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协调行动，初步展现出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格局。毛泽东深表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