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1931年11月发起进攻作战，至1932年6月，先后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这段时期的进攻作战不能称之为“进攻路线”。
红四方面军的四次战役，是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主张实行“进攻策略”或者叫做“进攻路线”。可以说“进攻策略”是一种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1931年9月20日，王明冒险主义统治中共中央，作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出现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提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9月2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决定：“采取进攻策略……在敌人布置三次‘围剿’不曾完全妥当前，就使红军南下进攻敌人，打破三次‘围剿’，占领一、二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认为目前党的任务是：“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可以看出，“进攻策略”就是要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种方针否认敌强我弱的形势，否认“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完全是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
但是红四方面军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不是完全在这种错误的“左”倾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当然也不能称这种进攻作战为“进攻策略”。在一定条件下，红军采取进攻作战的形式，主动出击敌人，同“进攻策略”是两回事，四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也是由于战略指导上没有采取“进攻策略”，而采取积极防御的结果。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从鄂豫皖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对比，趁敌人分散防守的有利时机，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积极主动地组织进攻作战，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没有去攻占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在进攻中避免了冒险主义，说明没有执行“进攻策略”。相反，四次战役的胜利，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进攻策略”的结果。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紧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致使他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的部署未能完成。红四方面军适时开展进攻作战，打击削弱敌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连续取得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也制造了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条件。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是采用积极防御战略的结果，这种进攻作战不能称之为“进攻路线”。实践证明，“进攻策略”是一种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特点。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