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1928年12月，国民党纠集6个旅约3万人，以何键、金汉鼎为正副总指挥，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面对危局，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围魏救赵”策略。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3600余名红四军战士踏风冒雪离开井冈山。此时，大多数官兵衣衫褴褛，空腹而行，有的士兵甚至还穿着草鞋。
1月24日，红四军在大余县城遭遇了离开井冈山后的首次挫折。大余战斗非常惨烈，红四军独立营营长张威、第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周舫等百余名指战员牺牲。此后，敌人紧追不放，红四军被迫不断转移，“围魏救赵”策略一时难以实现。
离开大余后，红四军翻山越岭向广东南雄的乌迳转移。1月25日凌晨，朱德率领的红二十八团在南雄坪田坳遭遇粤军李振球部。双方展开激烈交火，为保存力量，朱德率部撤出战斗，与毛泽东在乌迳会合，但因国民党粤赣军分二路向红四军驻地逼近，红四军只得于当日晚趁黑折回江西。1月底2月初，红四军来到寻乌吉潭圩圳下村宿营，并计划次日凌晨开拔前往罗福嶂。但次日凌晨红四军军部机关在圳下遭敌人突袭，险遭灭顶之灾。战斗中，朱德妻子伍若兰被俘后壮烈牺牲，陈毅被国民党士兵揪住了衣服，他机敏地脱掉大衣才得以脱身。战斗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受伤，朱德的警卫员牺牲。据《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记载：“毛泽东、朱德等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情况十分危急。红军英勇奋战，突出敌人的包围时，毛泽东同朱德失掉联系。”可见当时战况之激烈，局面之凶险。
毛泽东1929年3月20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此时的困境：“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从连遭挫折转为胜仗不断
当日，红四军突围至距圳下35公里之外的罗福嶂。2月3日，红四军在此召开了前委会议，即罗福嶂会议。红四军之所以选择罗福嶂，是因为两天前时任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建议红四军前往那里休整。罗福嶂位于项山腹地，易守难攻，有一山览三省（赣、闽、粤）之势。另外，罗福嶂还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群众基础较好。
会议在罗福嶂朱德的住处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伍中豪、蔡协民等参加。会议达成了五项决议：一、研究了当前形势，总结了红四军进军赣南以来接连失败的经验教训；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三、决定红四军军委暂停办公，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减少层级，便于机断；四、研究了红四军整编方案，决定将部队团的建制改编为纵队；五、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部队被打散，回上海用化名登报联络。
罗福嶂会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它对红四军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建立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罗福嶂会议后，红四军一改过去20天的被动局面，接连在江西大柏地、福建长汀等地取得大胜，变被动为主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2月4日凌晨，红四军离开罗福嶂。2月10日，便在瑞金大柏地迎来了“最有荣誉的一战”，毙敌3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枪支800余支。3月4日红四军占领广昌县城。3月14日攻下长汀城南的高地长岭寨，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军旅长郭凤鸣。
从1月14日离开井冈山至3月14日攻下长岭寨，恰好两个月时间，红四军转战约1500公里，从一开始的筚路蓝缕、风餐露宿、屡遭挫折，到后来的胜仗连连，成果不断，罗福嶂会议恰好是其中的转折点。
创建中央苏区的起点
在罗福嶂会议上，红四军把400多公里之外的东固作为明确的进军目的地。这对红四军后来在赣闽边界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创建中央苏区有着重要的意义。红四军到达东固后不久就在闽赣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展开游击，寻找新的落脚之地。萧克这样评价说：“这个决定，实际突破了红军初创时期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为以后在闽赣两省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以至最后创立中央苏区，打开了一条道路。”2月20日，红四军到达东固，与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召开，确定以赣南、闽西二十几县为范围创建新的大块革命根据地，从而拉开了中央苏区创建的大幕。
罗福嶂会议还有一项重要的决议，就是决定红四军军委暂停办公。毛泽东1929年6月1日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解释这个决定：“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
暂停军委办公，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强化了党指挥枪的思想意识，让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更充分体现，是党指挥枪意识的一次伟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