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报社推动开展读报活动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舆论宣传、深入影响群众创办了众多党报党刊。这些报刊，着眼于传播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政治主张，提高广大民众和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在实践中成为增强民众政治意识，进行工作指导、社会动员和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一时期的报刊通俗活泼，图文并茂，较为引人注意。在内容上贴合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在形式上生动活泼，在语言文字上通俗易懂，深受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的喜爱。比如当时的《红星》就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的喜爱。红一军团彭加伦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信中就赞扬：“《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李富春认为《红色中华》“成为党和苏维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战争的有力助手！”报刊只有被读者广泛阅读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因此，推动中央苏区范围内广泛的读报活动非常重要。为了促成广泛读报的风气，苏区政府、各报社及一些党政领导人都积极作出努力。《红报》是闽西政府唯一的机关报。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就规定加强对于《红报》的指导，“建立很好的发行工作，要按期很迅速的送到群众的手中去”，“各乡应普遍设立《红报》张贴处，规定时间由政府文化部派人向群众宣读”。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认为在“红五月当中建立读报团，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工作”，因为，“有组织的来阅读一切宣传品，如红旗、红报、宣言、告群众书、小册子等等”，可以使“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各种问题的策略，要能深入到群众中去”。1932年12月27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春季冲锋季的冲锋计划》提出：“组织读报运动，在支部与群众会议上，组织关于我们刊物的讨论。”1933年4月，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中强调：“由乡苏维埃指定一部分的代表，协同群众团体，组织乡教育委员会，在乡苏领导之下，发展该乡文化教育运动。”其具体工作中要求“建立巡回读报会及巡回讲演会”。可见，苏区各政府重视读报活动的开展，将其作为宣传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各种问题的策略，读报活动成为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
同时，各报社也积极推动读报活动。1933年2月，《红色中华》刊发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的特别通知，要求《红色中华》的通讯员要“帮助报纸的推销，建立代派处与推销处”，“建立读报小组，争取广大的读者”。1936年9月，编委会又要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很多的读者会，读报组，团结广大群众在读报小组读者会的周围来教育群众。”《青年实话》也刊文提出在苏区范围内普遍建立读报室，“管理委员要每五天或七天召集全队队员来读《青年实话》《斗争》《红色中华》”。此外，苏区的领导人也积极倡导开展读报活动。李富春提出：“每乡每村的识字班和夜学及俱乐部，应有读报组的 组 织。”张爱萍指出：“由于苏区工农青年的文化水平，一般的还很低，必须发展读报运动。在俱乐部中、列宁室普遍组织读报组，特别是在团内，少先队内，儿童团内……及其他青年群众团体内，必须指定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红军士兵在学文化负责读报工作。”
在多方力量的引导推动下，读报活动广泛开展起来。闽浙赣省（原称赣东北省）开展读报活动较早。1932 年 5 月，赣东北苏区就恢复成立读报委员会，并重新制定了读报条例，以加强对群众读报的指导，其认为组织读报会，将苏区内各种报纸所载的文章消息传达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他们完全了解，可以加强工农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并要求“每村组织一读报会，凡是革命男女群众自十岁以上均须加入，十岁以下者听其自愿”。1932年6月，《江西苏区省委二、三、四月工作总报告——团的工作综合报告》中指出：“在青年群众与团员读报程度，虽没有每个青年和团员均读青年实话报，但大多数的团员和少数的群众有很好读的，同时各级团部的读报班差不多都普遍建立的，但程度是不够的。”1933 年，毛泽东在才溪乡的调查中记载了农民听读报一事，“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在列宁室中，读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读报组每班一个组员（多是政治战士兼的），报纸一来，指导员把重要的做好记号，召集组员讲解一次，组员即能够立即回到各班自动进行读报。”1934 年，汀东新桥区胡坑、潭腹、坪埔三乡中建立了列宁室，在短短的时间中“读报两次，在白天下操时读的，到四十余人，内容读的《红星》报‘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和红色战线。”读报活动广泛开展，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读报活动嵌入苏区文化教育
毛泽东认为苏区报刊与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在“二苏大”上说：“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的提高了。”其时，苏区军民文化水平大都很低，甚至不少是文盲。加之当时根据地的条件艰苦，书籍匮乏，报刊自然成为传播政治理论、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1931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知指出：“《红报》的任务是帮助政府教育群众，领导斗争，指导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因此，要求各级政府要“作好广大而深入的宣传，使广大的工农群众明瞭《红报》的意义和重要”，“拥护《红报》，阅读《红报》”。1932 年，湘赣省委把发行报刊并组织读报活动视为提高基层群众政治思想水平及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陈丕显认为组织读报组是消灭儿童中的文盲的实际方法。他指出：“首先使个个儿童了解‘不识字的是瞎子’，同时要用实际方法，如各地建立儿童看图识字牌，组织读报组，每十人为一组……每个大队要执行七天检查一次，检查自己执行程度。”当时，报刊多方式嵌入文化教育过程中，对读者文化水平的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报刊被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十二号）——颁布夜校办法大纲》中就明确表示，在夜校中，除识字外，要教政治和科学常识，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中的政治消息等被当作辅助材料应用于教学。1932 年 3 月 2 日人民委员会为了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发布了第六号命令，要求设立识字班，所有委员和工作人员及主席及苏维埃代表都要努力识字，识字教材则规定为“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沙可夫认为《青年实话》是“青年布尔什维克的教育者”，报里“可以找出很多宝贵的东西，有政治的指针，有工作的经验，有各种的常识，更有诗歌文艺作品。”要求“每个青工，青农，革命青年，饭可以少吃一顿，《青年实话》却不能少看一本”。报刊嵌入其时各种教育中，成为开展教育的重要材料。
二是读报贯穿于各种教育方式中。为了加强民众教育、提高苏区的文化水平，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实际创建了多种教育方式，如俱乐部、列宁室、列宁小学等。读报贯彻于这些教育方式中。在俱乐部中要求读报组负责向群众读报。关于阅读的报纸，中央教育部于 1933年6月就明确规定，即《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等。在列宁小学中，也要求每个学校“要组织读报组，专读《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少共先锋》等各种报纸”，以“提高儿童的文化水平”。读报活动成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读报活动强化民众政治意识
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讲，“所有文献都是政治性的，并且都会影响读者的政治意识”。而“报纸是影响人们的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中央苏区广泛兴起的读报活动潜移默化地强化了民众的政治意识。这一时期，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书籍也比较少，文化生活极为简单。因此，这些党报党刊成为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消息的来源和学习的资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一个很好的阵地。读报活动使报刊的内容广泛传达到广大军民。当时，读报活动在农村、工厂、机关、部队普遍开展。福建明溪县的党组织就创办了列宁小组，“要求党员读党报党刊，如《斗争》、《红色中华》等，提高党员对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的认识。”赣东北省为“加强对苏区内工农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要求组织读报会阅读苏区的各种报纸。1932 年 6月 19 日，中共湘赣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将读报看作提高阶级觉悟的方式，指出：“我们在少队儿童团的反帝青年部等建立读报组，读《湘赣红旗》及《列宁青年》”，“第一步是用适于他们的语言把报纸讲给他们听。第二步教他们识字。第三步教他们自己去看，并且要领导他们讨论了解内容，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1936年12月，靖边“县一级机关中建立了读报班，把每期来的报纸有计划有组织的传达给不识字的人听，来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实际上，阅读报刊在提高读者政治认识，激发政治觉悟和强化政治意识上确实发挥了作用。1933年3月，陈子玉给《青年实话》编委会来信，指出：“三日前，我问了一位小同志：‘三八’是什么节日？他即答道：‘是国际妇女争自由解放的运动日’。同时，我又问：‘列宁是何处人，什么姓名？’他即说：《青年实话》没有告诉我！’”“从这里，就明显的表现出了《青年实话》的确在广大的工农劳苦青年队中起了伟大的领导作用。”陶行知在上海创建的山海工学团，经常向学生宣讲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闹革命的故事，“介绍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和苏联儿童生活等小册子，学生在政治上受到启蒙，觉悟有了提高。”卢曙光因阅读先进报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提高。他回忆在列宁小学接触了许多进步刊物，“如《红色中华》《布尔什维克》《列宁青年》等，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明白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为工农打天下的，使我们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阅读进步报刊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强化了政治意识。而且读报“不仅在当时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而且奠定了通过组织学习报刊文章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这一传统的基础”。
读报运动助力改善党员干部工作
苏区时期的报刊经常刊登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决议通告、法令条例，阐述党和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和交流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意识到报刊可以作为苏区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手册”，中共中央也用各种方式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倡导读报运动，以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1931年 2月21日，张闻天强调：“要使得每个同志了解党报文章的供给是党的干部与每个实际工作负责者的主要的任务，为改善他们实际工作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而《红色中华》就被视同政府文件，成为机关工作人员阅读的重要材料。1932年9月 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各级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军事部的领导，区乡苏维埃协同赤卫军政委开展政治教育，“经常报告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决议和一切政治问题（材料以及政府的各种文件及《红色中华》等）。”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要求每一个干部必须按期细心阅读党和政府的机关报，“如《斗争报》《党的工作》报、《红色中华》报等”，唯有如此，广大干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正确的和有力的领导作用。瑞林区苏维埃因“《红色中华》报，《红星》报不保存不阅读”而遭到批评。鼓励党政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读后做笔记，写体会，是苏区时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推广读报运动的一种普遍方式。李贞喜欢读报做笔记。1933 年仲夏，她由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调任安福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上任后不久，她即到瑞金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时，她“最喜欢看《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可是这两种报纸全班才各有一份。她只好等其他同志看完了再看。每次轮到她看报时，李贞总是把报上一些重要时事政治以及有关的名词概念工工整整地摘抄在笔记本上”。
中央苏区时期，在政府和报社的积极推动下，读报活动广泛开展起来。这对于增强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强化民众政治意识、助力苏区社会动员和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单一的读报活动辐射出多维的积极效果，读报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深入群众、影响群众的重要途径。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