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清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作为一种革命政权形态，它面临的最大任务是推动革命发展和维护区域内的政治社会秩序。而要兼顾两者，就必须重视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就业保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民生之本。作为一种革命政权，它是如何在革命的语境下开展就业保障的？作为掌握“治国安民艺术”［1］的重要阶段，其就业保障对当代又有什么借鉴启示？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学者研究不多。在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以抛砖引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的就业状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关于区域内失业问题的报导是不绝于耳。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从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有两大方面：一是老问题，另一是新问题。
所谓老问题，是指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封建剥削导致农村破产。在鄂豫皖地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愈益加重，从每斗田租课七八斗加到一石二、三斗。地与杂粮等向来没课的，现都普遍要课。因此，近几年来城市农村自小商人及中农以下的农民，都是日益破产和生产日趋痛苦。”［2］116而彭德怀则回忆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3］二是西方的经济侵略。在中国广大农村，纸、烟、布等都曾是出口大宗，并拥有大量的从业人员。但自西方工业品侵入之后，洋布便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倒了条丝，从而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贫困。像闽西，“无论什么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对于手工业厉行袭击，特别是烟纸两业的失败，影响手工业，同时影响农业，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数增多，完全是受外国纸烟的影响。”［4］113三是传统商道的改变造成挑夫、小贩等相关人员的失业。1930 年 7 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指出：“在帝国主义的洋货尚未侵入之前，闽西用的布匹、药材都是江西来的，那时由龙岩至长汀的大路上，每天至少有数百人担货的挑夫，但是现在这些货物都由汕头、厦门来了，由龙岩到长汀的挑担夫，最少亦有一万人的失业。但是这种失业，还不只影响担夫无业做，就是沿途的商店、客店、小贩等，也因歇业倒闭。在长汀的河田，从前有五百多间商店，现在倒闭得只剩二三十间了，所以影响沿途靠着担夫旅客吃饭的最少也有三万人。”［5］2再一个就是对外贸易的萎缩。如江西瓷业，“景德镇为最大的瓷业区，往年景德镇的瓷器，最少出口五六百万银洋，去年陡然减少至一百六十万银元，自去年十月停工，直至现在还不能开窑，形成了严重的失业恐慌，景德镇二十余万瓷业工人，在这种失业和粮食恐慌之下，简直没有法子维持生活。”［5］81 82特别是 1929 年以来，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蔓延，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萎缩，从而加剧国内的失业状况。
所谓新问题，是指土地革命后产生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战争环境的影响。自中国革命重心转入农村后，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连绵不断，从而影响到苏区的经济。像湘鄂赣，“同时敌军骚扰有因土地荒芜农民失业的现象发生。说工业则有大部分的纸业生产破坏，纸工大批的失业。”［6］在中央苏区，“江西苏区几个主要生产，如石城、瑞金的纸业，如雩都的烟业，宁都的夏布，赣州的窑业，会昌安远的锡矿，平安寨的煤矿，因为资本家老板的逃跑及军事行动的关系，有的是破坏了，有的是停顿了，在农村中，因为农村经济未恢复，建设都已停顿，手工业工人也大批失业了。”［5］468二是“左”倾政策的影响。像革命初期的没收政策。邱明宝曾回忆道：“红军还查封了‘同豫当号’、‘太原福布店’、‘公和’、‘吉泰’、‘万盛隆’、‘广顺和’、‘达丰商行’、‘聚丰和酱店’、‘同兴盐行’等土豪劣绅、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将大部分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7］这一没收政策，是不利于就业的。又如不适当的增加工资。为增加群众对政权的信仰，苏维埃政府强调要大幅提高工资，结果也不利于就业。像鄂豫皖苏区，“目前只是工人失业的问题，因为边界农村贫苦，生活简单，收入也少，工钱增加了﹙雇农每年工钱起码八十串，牧童起码三十串﹚，一般雇主都不愿请，因此一般雇农都感觉失业的恐慌。”［2］145三是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时期，苏区曾多次遭受严重的水灾旱灾。而自然灾害的发生，也给苏区的就业带来了挑战。像 1931 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灾。受水灾的影响，“洪湖苏区已有 60 %的地区受灾，其中监利、沔阳、汉川尤为严重，渍涝面积达 80 %。严重的水灾，使江左红军粮食、食盐、布匹、医药等物质奇缺，给反‘围剿’带来极大的困难。苏区的田地被淹，房屋倒塌，没有饭吃，群众只得捕鱼虾，啃树皮。城镇工人也多数失业。”［8］
受上述诸多因素的合力下，苏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像鄂豫皖的六安县，“失业农民在农民中占百分之二十。”［9］245当然，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半失业者。严峻的失业问题，首先影响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当时，部分地区的失业群众，“有每天两餐的，有的甚至每天一餐还不得饱食。”［9］328其次，是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像闽西，“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赌钱过活。”［4］114-115而这种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存在，则是不利于苏区的政治稳定和革命发展的。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举措
1927 年 5 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指出：“作为这个联盟的动力，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客观上符合同盟者的利益的要求，来加强革命斗争。”［10］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完全的赞同。为什么要赞同？道理很简单。因为不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群众就不会支持革命。同样，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那么，群众就会对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解决就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一）鼓励发展生产，创造就业岗位
能否消除失业，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对此，临时中央政府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加以分配，以解决失业农民的就业问题。前面提及，造成农民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被剥夺。而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大量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从而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像湘赣苏区，“雇农多半失业，现在都分了田。”［11］闽浙赣苏区，“失业雇农全部分得了土地的救济。”［12］377二是发展合作社以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湘赣苏区要求：“凡工人，失业工人，学徒、手工业者，都得约集组织各种合作社。”［13］中央苏区，“福建省工联为着救济失业工人，解决工人生活问题，特决定用最大力量和努力，创办合作社，开展合作社运动。组织造船合作社——不仅可以解决木船工人的失业，而且可以解决目前锯板造船工人的失业。”［14］351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还非常重视女工失业的问题。像江西省苏规定：“救济女工失业问题： 妇女多参加合作社工作 要求中央妇女部在博生建立一只草鞋厂。”［15］134
（二）改善就业结构，实现多渠道就业
如果一味强调工人只能做工、农民只能种田，则很难最大限度地解决失业问题。对此，临时中央政府鼓励失业者可以多渠道就：一方面，失业工人也可分得田地，以解决合作社的压力。湘赣苏区规定：“工人家属如系农民须分配其田地，失业工人而无法救济须与农民一样分给土地。”［16］对于农村的失业工人来说，其本身就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分田并不排斥，相反，很欢迎这一决定。当然，土地不够分配的话，则鼓励“他们尽量去开垦荒田，或迁移到田多地方去居住。”［12］342另一方面，鼓励失业者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像湘鄂赣苏区规定，“要有组织的训练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分配失业工人的土地，并派遣失业工人利用自己的职业到白色区域去，发动白色区域尤其是城市群众与士兵群众的斗争。”［17］而福建省苏区则要求：“用政治上的领导鼓动失业工人到各级革命机关与红军中参加革命战争。”［14］160-161
（三）强化政府职责，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为保障城镇居民的就业，临时中央政府还积极为他们提供失业登记、劳动介绍以及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闽浙赣苏区规定：“对于失业工人除由劳动部建立失业介绍所登记失业介绍工作外，以后凡是苏维埃企业中及合作社中，私人企业中首先要雇用失业工人。在失业工人中尤要先雇用加入工会的会员，同时劳动部与财政部要协同帮助失业工人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12］381而中央苏区则要求，“建立失业劳动介绍所，解决工人失业问题。首先统计和登记失业工人多少，尽量分配介绍到各资本家和雇主那里去做工。”［14］160-161至于职业培训，也是公共就业服务的重要内容，即通过培训来提升失业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像湘赣苏区的永新规定：“扩大和多办女子职业学校，造就女子的职业技能。”［18］
（四）重视多方参与，建立就业保障机制
也就是由国家、企业、雇员三方共同参与，建立一个社会保险、失业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的联动机制。像社会保险，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初即规定：“社会保险，对于一切雇佣劳动者不论他在国家企业协作社或私人的企业，不论工作时间之久暂及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都得施及之。由雇主相应付的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数目做为社会保险之基金。”［19］143-144至于失业津贴，湘赣苏区规定：“1. 职工会会员做工一年以上就可得失业津贴费，非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二年以上才可得失业津贴费。2. 失业工人必须在失业劳动介绍所或在当地工会注册曾被雇佣过或有职工会员证明方能得到优恤金。3. 支付失业津贴费时间之长短，可依照当地情形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但于失业工人可继续领取失业基金。”［20］上述规定，有利于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通过上述努力，苏区的失业问题得到了缓解。像闽浙赣苏区，“失业雇农全部分得了土地的救济，失业工人除大部分得了土地外，并在苏维埃政府帮助之下，建立了五十几个生产合作社，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因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亦减少了工人的失业。”［12］377而失业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苏区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改善。对此，老红军战士王文波回忆道：“在苏区没有赌博、搞迷信等活动，抽鸦片的、乞丐、妓女、流氓、盗贼等也没有﹙因人人可以谋得生活﹚。”［21］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解决就业的几点启示
（一）解决就业问题，必须稳定经济的发展
失业问题的出现，虽然是由很多因素造成，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的发展。若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剩余劳动力则很难找到出路。对此，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即强调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也改善了苏区的就业状况。像闽浙赣苏区，“设立纸厂三个，设立煤厂二个，锅炉厂五个，棺材厂十二个，纺织厂一个，收容了很多的失业工人，增加了工人对生产的积极。”［22］1934 年 1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苏维埃的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与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与自己制糖，亦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19］326而上述产业的发展，则为失业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刘少奇指出：“现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工厂已有三十二个，包括工人二千多人，还包括有几千的钨矿的生产，还有包括几十几以至百多工人的许多生活合作社的工厂﹙如铸铁、刨烟、造船、农具等合作社﹚。”［23］
（二）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为保障苏区的就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特别强调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一是政策支持。闽浙赣苏区规定：“以后凡是苏维埃企业中及合作社中，私人企业中首先要雇用失业工人。”［12］381而江西省苏，则要求：“苏维埃的经济机关多吸收劳动妇女工作。”［15］134二是资金支持。为解决木船工人、锯板造船工人的失业问题，福建省苏区决定制造 300 只新船。至于资金来源，它规定：“由工人募股，社会保险借入八百元，贸易局借五百元。”［14］351为救济女工失业，江西省苏要求：“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公债里面拨总款来恢复各种手工业。”［15］134三是税收豁免及物力支持。临时中央政府明确规定：“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该以财政的协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的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24］而福建省苏区要求：“将土豪的竹麻没收来造纸卖钱，无利借给农民，组织造纸合作社。”［19］250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对社会保险、失业津贴、失业救济等制度加以完善，从而为失业群众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就业服务体系并有效保障了苏区的就业。
（三）解决就业问题，必须结合社会的实际
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做法。张闻天指出：“在小的城市中间，对于小的企业主，不管他现在所处的情形，而想机械的执行劳动法上的每一条文，甚至还要添加许多花样﹙如工人是少先队员，则老板必须发雨衣、梭标、制服、套鞋等等，过年除旧历年关双薪外，还有过年费，等等﹚。那结果老板当然因为不能负担，而倒闭他的企业。这种现象，更因为党、政府与工会实行向资本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的完全错误的办法的施行，在目前更为严重了，当然许多老板商人关门逃跑了。”［25］事实确实如此！过高的福利、工资待遇，使许多雇主无力支持，不得不关闭企业，从而恶化了苏区的就业形势。1933 年 4 月，陈云批评道：“许多城市中商店作坊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的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担负而迅速的倒闭。”［26］
（四）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革命政权形态，最大的任务是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强调就业保障也是为革命服务的。在革命的语境下，就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国统区记者漆琪生曾指出：“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障碍赤区合作社的发展，就是伪赤政府往往藉合作社为征发民众的物品与资金的机关，一旦遇有紧急的时机，伪赤政府即将合作社的物资征发无余，这是摧毁合作社发展最强厉的因子。”［27］事实上确实如此！像中央苏区，“白沙粮食合作社有股本三百元被政府借去二百元，南阳的罗坑的合作社，则被乡政府主席和秘书用去五十多元本钱。”［28］另一方面，战争环境本身对苏区的经济破坏也很大。像中央苏区，“在目前敌人加紧经济封锁和对生产合作社管理不好的种种原因，以至形成停顿，以至于倒闭的现象。”［19］599以上问题的存在，自然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苏区的就业状况。
总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即大胆地回答了社会建设中的各项问题，特别是对就业保障问题从制度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当然，这个问题当时可能解决得不是最好，但却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其中的许多做法，也成为之后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建国以后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程式。研究这一时期的就业保障，对我们当代也有着借鉴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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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西省委党校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