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振凡
迄今学界对《红色中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红色中华》的传播技巧、发行策略，编辑特点、办报思想等；二是从史学的角度研究《红色中华》的办报历史、与报纸相关的人物、对长征等重大事件的报道等。①而对《红色中华》与苏维埃社会形成、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则非常少见，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 引导民众正确认识苏区内外社会
《红色中华》是在苏区政治秩序重构，社会性质及社会形态变革的背景下创办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当时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苏维埃制度来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存在国民党南京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国民党污蔑“苏维埃区域是匪区”、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因此，及时给苏区军民剖析苏区内外社会现状，让老百姓在比较中看到苏区社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增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从而赢得苏区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理解和支持，就成为《红色中华》一项重要任务。
《红色中华》共刊载国际报道 936 则，占载文量的 14．2%。［1］( p51)国际新闻主要涉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红色中华》自始至终高度关注日本扩军备战及侵略中国的态势。如创刊号上的《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加紧: 增兵东省、炮轰天津、威吓武汉》，第234 期上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日军大捕反日民众、勒收满洲民众苛捐、日军封锁东北海岸、日军军舰巡弋长江》等。这类新闻几乎每期都有刊载，旨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提醒国人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动向。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侧重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勾结、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例如第 3 期《世界大战的紧张：各帝国主义猛力扩大军备、国联军缩会为争扩充军备打得一塌糊涂》，第 4 期《美国失业工人大示威: 包围国会、大喊打倒胡佛》、《美帝国主义财政大窘困：增加捐税、取消失业工人津贴》、《美国银行大倒闭：一年来倒闭一千二百家》等，充分展现了一个充满危机和战争危险的资本主义世界，使人们从内心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抵触和排斥。
《红色中华》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报道则充满了颂扬。《红色中华》报道的社会主义苏联，无论是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都是硕果累累、成就辉煌。例如第 42 期、第 43 期、第 45 期、第46 期、第 47 期、第 48 期连续 6 期载文，全面介绍了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红色中华》也转载了许多苏联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表示强烈反对的消息，如第 2 期《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第 83 期《日军侵占华北——真理报予以无情的揭露》等。这些报道充分展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平等待我中华民族的友好态度，这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形成鲜明的对比。苏区人民在感情上自然会偏向社会主义苏联，从而坚定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信仰。
国内新闻主要内容是报道帝国主义对国统区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国民党统治腐败，国统区人民生活困苦，民众反抗运动等。《红色中华》除报道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军事侵略外，还多次报道英、美、法等国家在中国的各类侵略暴行。《红色中华》集中揭露国民党在严重民族危机面前，不去抗日，反而加紧围剿苏区的卖国、反动行为。如第 3 期《国民党替帝国主义策划瓜分中国: 双手捧送天津锦州给帝国主义、又把华兵千名交国联遣用》等，国民党政府卖国行径跃然纸上。第 94 期发表潘汉年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痛斥蒋介石国民党不去抗日，反而大规模围剿苏区，对民主人士痛下杀手的罪行。国统区民众生活疾苦以及民众的反抗斗争是《红色中华》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如第 2 期《革命学生在南京大骚动》，充分展示了国民党统治危机。
苏区消息是《红色中华》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道内容主要反映苏区群众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苏区社会在十天以来发生的大事，《红色中华》基本上都有反映。“中央苏区消息”栏目，记录了苏区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会议、选举、分田、生产、学校等，从中可以窥见苏区社会的概貌。对军事方面的消息，《红色中华》常以“前方捷电”、“重要消息”、“最后消息”、“捷报”、“红军胜利消息”、“战地通讯”等专电形式进行报道，这些报道，让苏区军民感觉到红军的昂扬斗志和革命胜利的希望。《红色中华》“苏区建设栏目”，专门介绍苏区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状况，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苏区社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社会。《红色中华》还致力于报道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并督促各级组织帮助解决。《红色中华》第 127 期发表《急速开展群众的熬盐运动，回答敌人的加紧封锁! 》督促各地政府开展群众性的熬盐运动，表扬熬盐运动的模范，推广熬制硝盐的方法。通过活生生的事例，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苏维埃政权是积极向上的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红色中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充分发挥了引导民众正确认识苏区社会的作用。如1934 年2 月3 日《红色中华》第2 版撰文指出：“苏维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救中国于沦亡”，“自第一次全苏大会到现在，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充分证明苏维埃是反帝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它在全中国民众面前，清楚地指出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唯一的道路”，“苏维埃区域的工业与农业的生产力是大大的提高了，在苏维埃政权下，群众为了自己生活的改善，正发扬着他们空前的劳动热情与生产战线上的新的创造”。
总之，《红色中华》关于国内外社会状况的报道宣传，旨在引导人们认识：国际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则发生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正在疯狂扩军备战。国内社会存在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一方面国民党出卖国家主权，并疯狂地进攻苏区，国统区经济崩溃，人民群众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开展土地革命，改善民生，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两种社会、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中，广大人民群众应该义无反顾地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并准备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2］
二、推动苏区开展苏维埃社会新制度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面临着对苏区社会进行建章立制的艰巨任务。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成为党和政府政令发布和宣传法律、制度及条例的重要渠道，肩负着指导各级苏维埃政府按新的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红色中华》报刊登了大量的党政机关颁布的法令、条例、制度，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国家大法以及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实施方法等，都是通过《红色中华》告知苏区民众的，对苏区的社会制度建设，对党的社会主张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 1934 年 2 月 14 日《红色中华》第 2 版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3］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任务和社会制度。它规定了中华苏维埃的基本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规定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规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其第六条规定：“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第七条规定：“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等。同时还规定了公民平等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族自决原则；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发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苏区社会制度的基本主张，给受众描述了一个新型的苏维埃社会蓝图和框架。
《红色中华》还刊登了许多的具体制度，几乎在每一期都刊登中央政府的命令、训令、文告、报告、决议、宣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给各地方苏维埃的指示，成为苏维埃各方面具体制度发布的重要载体。例如第5期《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第17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第19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第27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七号——关于修改暂行税则问题》，第31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第106 期《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第 153 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等。据笔者粗略统计，《红色中华》刊登的各种命令、训令、文告、报告、决议等共计 110 条，各方面的具体制度都有发布和宣传，收集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红色中华》不仅刊登、宣传了许多苏维埃国家制度，而且对各项制度的如何实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例如在推动苏区苏维埃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方面，《红色中华》就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2 年2月17日第10期《红色中华》发表《选举运动与合作社——中央政府给江西省苏的一封信》，阐述了民主选举制度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意义。提出只有“选举最好的分子到苏维埃来当代表，这样才能达到各级苏维埃的真正改造，达到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的目的。”1932年1月27日第7期发表《江西全省选举运动中各地的错误及如何纠正》，指出选举运动存在人民群众“没有动员起来”的严重问题，提出工作人员应该“挨门挨户作宣传工作”，“动员所有宣传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8月31日第106期刊载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特别强调各地在选举运动中要充分发动群众。1933年10月6日第116期刊登了谢觉哉的《怎样开选举会》，对苏区选举运动给予具体指导。1933年11月17日第126期《选举运动的好模范》，介绍了才溪乡成功开展选举运动的经验，经《红色中华》的报道，迅速在全苏区推广。
1931年底至1932年上半年，苏区党和政府开展“建政运动”。《红色中华》在这一时期内便以“建政运动”作为自己的宣传中心。《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要组织根据地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积极参加工农民主政权，切实指导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实际工作，要成为建政运动的指针”。“建政运动”开始后，《红色中华》开辟“苏维埃建设”专栏，发表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和相关社论，强调建政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导各地正确开展“建政运动”，号召苏区人民帮助党和政府搞好苏维埃政权建设。同时《红色中华》又开辟了“突击队”专栏，担负检查、监督和指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建政”工作的重任。当时中央政府派了很多领导到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去明察暗访，他们关于地方苏维埃政府“建政”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很多就登在《红色中华》上。例如1932年4月17日第17期《转变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习惯》，指出了当时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苏区“建政运动”中，《红色中华》充分发挥了宣传、指导和监督作用。
由于苏区时期是新、旧制度交替时期，又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和战争环境，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传媒手段，《红色中华》往往成为苏区民众获得社会制度信息的唯一渠道，人们可以从这里了解苏区社会制度的具体内容，按照党和政府设定的制度规范自己的言行。苏区各级各类政府、组织也会经常组织大家学习《红色中华》上刊登的法令、条例、制度，领会其精神并按党和政府的制度设计开展制度建设，使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社会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能及时宣传、贯彻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对苏区社会的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规制作用。
二、 动员苏区民众为建设苏维埃新社会而奋斗
《红色中华》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围绕建设一个苏维埃社会的目标，积极宣传、动员、组织苏区军民参与苏区社会各项建设。
1． 动员苏区民众为保卫苏区而斗争
苏维埃政权一直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党和政府不得不把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全力动员苏区民众支持革命战争。《红色中华》一直把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反围剿战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之一。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它先后发动了“扩红”、“推销公债”、“筹款”、“筹粮”、“节省”等多场社会动员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苏区时期，国民党军对苏区先后发动五次“围剿”，红军需要不断的补充兵源，必须动员苏区工农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中央苏区从1932年春到1934年9月曾三次发动大规模的扩红运动。与此相配合，《红色中华》多次发动“扩红动员运动”。1932年9月20日第34期《红色中华》刊发《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提出“猛烈地扩大红军在目前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完成一切任务，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训令提出了关于扩红运动的十五条意见，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把扩大红军工作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此后，关于扩红就成为《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重点内容。《红色中华》还开辟“扩红简报”、“扩红捷报”等小栏目，号召各地开展扩红比赛，公布各地扩红的具体数据，以先进促后进。1933 年 9 月 30 日第 114 期《红色中华》发表《本报关于扩大红军的号召》，提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动员一切组织，在十月革命以前来完成并且超过中革军委八九十三个月的扩大红军计划! 本报除了热烈响应中央局的决定以外，特号召全苏区的工农劳动群众，以及本报的全体读者与全体赤少模范队，独立营整连整营整团的加入红军去，创造新的师团来纪念今年十月革命节与中府成立两周年纪念，本报愿以最大的篇幅刊载一切模范的动员，和每个扩大红军的捷报! 同志们! 战斗的动员起来，响应本报的号召啊! ”1933 年10月6日第116期发表社论《拥护江西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报道了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热烈讨论扩大红军工作的情形，介绍了博生县10天内扩大红军1800名的先进事迹。通过不断的扩红动员，苏区出现了工农子弟踊跃参加红军的局面。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早在1933年12月，收集粮食问题就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4］1934年3月《红色中华》撰文号召广泛开展粮食节省运动，提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5］。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6］。但即使这样，苏区粮食问题依然日趋严峻。1934年6月30日《红色中华》第209 期发布《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提出：“无论如何要在七月十五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谷的计划”。［7］紧接着《红色中华》在1934 年 7 月 5 日发表社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指出：“现在我们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已经移到粮食战线上! 七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这是我们最战斗的任务! ……时间只有十天了，任务是重大而且紧迫的，我们无论如何要来完成它! ”［8］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完成了动员90万担稻谷的任务，既较好地缓解了军粮紧缺的局面，又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做了较为充分的粮食储备。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苏区政权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发行公债，《红色中华》积极响应，发起“推销公债动员运动”。1933 年3月6日《红色中华》第58期发表《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 》，提出“现在本报向全体同志们作一最热诚的号召：以革命竞赛的方法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运动”。号召发出后，群众热烈响应。此后《红色中华》每三天就有一个“经济动员的统计数字”公布出来，把各地节省经费的数目，退还公债的数目都清楚的写进了这个统计表，一发现有落后的情况，立即用鞭策性的语言鼓动群众。突破了一万元之后，又发出号召突破二万元，完成了二万元的目标之后，又发出号召突破三万元，动员效果非常明显。
《红色中华》发动的其他动员运动，也大都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回应，取得了类似的效果。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红色中华》较好地达成了联系革命战争实际，协助党和苏维埃政府动员广大的人民，为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目标。
2．号召苏区人民积极投身苏区社会经济建设
苏维埃区域处于农村地区，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又处在敌人经济封锁与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以粮、棉为主的农业生产情况如何，决定着革命战争的成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存亡。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是中央苏区开展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了搞好苏区经济建设，《红色中华》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动员，其中最着力的工作有三：
其一是宣传党的土地政策，指导苏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奠定苏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封建土地制度是旧的社会制度存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新型的苏维埃社会，就必须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红色中华》作为党的喉舌，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大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原则、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办法等，使根据地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可喜局面。1933年2月，为了推动土地革命走向深入，中央在苏区发动了查田运动。1933年6月20日第53期《红色中华》专门刊发了两个版面的《查田运动专号》，登载了《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对查田运动进行宣传动员和政策指导。《红色中华》第118期至第120期，连续三期连载《关于查田运动中宣传材料几个严重的错误》，针对查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刊文进行批评和纠正，对党的土地政策作进一步的解读和宣传。
其二是动员大家搞好春耕生产。从1932年到1934 年连续三年，《红色中华》都把春耕当做一个重点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红色中华》从1932年1月到1934年10月，发表关于春耕运动动员、宣传的文章达24篇之多。这些文章宣传了党和政府关于春耕运动的政策，及时总结了各地开展春耕运动的成功经验，指导了各地春耕运动的开展。经《红色中华》不懈的宣传动员，“春耕运动……无疑的是得到了不少的成绩，全苏区米谷的生产，据一般的估计虽然没有完全增加两成，可是平均至少在一成以上。此外杂粮的种植，有了大批的增加。”［9］( p603)其三是号召苏区民众发展合作经济。1932年4月13日《红色中华》第17期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提出：“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经济一个主要方式，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1932年8月30日第31期发表《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七号——发动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指出要在苏维埃区域广泛建立粮食合作社，以减少粮食价格剪刀差现象。1933年4月 20日第71期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四号——为发起犁牛合作社》，指出要用互助互利的办法，来解决贫苦农民缺乏耕牛农具的问题。1934年1月1日《红色中华》刊登的《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和《模范犁牛合作社》，则分别介绍上杭县才溪乡消费合作社和瑞金县叶坪乡犁牛合作社的经验。通过《红色中华》宣传、动员，合作社获得了苏区群众的“信仰及拥护”，据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 年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央苏区合作社的数量由950个增到2300多个，社员人数由19万多人增加到57万多人，股金由21万多元增加到60多万元，取得了明显的成绩。［9］( p621)
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9］( p332)这些成绩的取得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红色中华》的宣传动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3．动员苏区民众开展苏区思想文化建设
《红色中华》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在《红色中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例如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红色中华》第39期开辟了“十月革命纪念专号”，发表了一批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第44期发表吴亮平《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第60期发表杨尚昆的《纪念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这类文章不仅详细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用这一锐利武器去粉碎敌人，为全中国的苏维埃胜利而斗争! ”
《红色中华》大力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3期发表文章，集中地宣传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文章指出：苏区文化教育机关必须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文章强调：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文章最后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种宣传能使受众对党为劳苦大众办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一目了然。
《红色中华》还用丰富多彩的形式来传播苏维埃革命文化。如《红色中华》1933年4月23日创办文艺副刊，名为《赤焰》，在发刊词中提出：“我们号召红中的通讯员与读者努力地去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的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的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的立场在文艺副刊……经常发刊。”［10］(p213)刊登在《赤焰》上的文学作品有刘志坚的《战场上的片断》、罗瑞卿的《大雄关战斗》、彭加伦的《三甲嶂上的英雄》、邓乾初的《洵口战役纪实》、陈伯钧的《新桥战斗中的英勇事迹》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工农群众英勇斗争事迹，宣传了苏区革命文化观念，鼓舞了工农群众革命热情。
通过不懈的教育和宣传，苏区农民的思想文化观念有了显著的变化。有史料说：“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许多农民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革命先烈的神像’，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对联，现在都是写革命对联……。”［11］(p355－356)“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11］(p356)
显然，《红色中华》充分发挥了苏区社会建设的喉舌功能，对苏区社会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干预、指导作用。在《红色中华》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号召、动员之下，中央苏区社会建设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苏维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渐形成，一个崭新的工农兵掌权的苏维埃社会巍然屹立在中国的南方大地。
四、揭露、批评苏区社会的不良现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12］(p275)《红色中华》在担当苏区社会“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同时，亦担负着批评、揭露、纠正社会黑暗面，保证苏区社会朝着工农兵民主性质方向前进的使命。《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检阅工作的成功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在2年零10个月之内，《红色中华》报先后开设了“突击队”、“铁棍”、“铁翅”、“警号”、“警钟”、“自我批评”、“铁帚”、“无产阶级的铁锤”、“铁锤”、“可耻的黑板”等20多个栏目，专门刊登批评性报道，对苏维埃各级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揭露，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由于处于农村和战争环境，加上中国共产党初次执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现一些问题在所必然。当时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有政府机关的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红色中华》编辑部表示：要对“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给予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的面前受到唾骂、讥笑与侮辱，使他们不能在苏维埃政权下继续生存下去”。［13］(p188)
官僚主义是《红色中华》批评的重点之一。1932 年3月30日《红色中华》发表《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一文，揭露永丰县县苏财政部长陈鸿烈官僚主义作风十足，生活腐化，“每天带着老婆，背着驳壳枪，在街上闲玩，或者同老婆坐在房里讲笑话，从没有到外面去巡视过工作。”文章质问道：“这种十足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财政部长还能容许他在苏维埃政府当部长吗?”1932年7月14日《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一文，揭露了长汀县河田区河田乡苏主席，从“不发动群众”，当医院要人洗衣时，他便强行命令群众，说“如不听上级命令，罚小洋 200 角”，最后胁迫两个老妇女和两个幼年女子去干活。文章号召：“对于这样官僚式主席应该要同他作坚决的斗争”!《红色中华》批评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将苏维埃内部的官僚主义揭露出来，更可贵的是作者们通过这些事例，查找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寻求解决官僚主义作风的办法。例如1932年7月14日第5期刊载的《奇怪的河田乡分田》一文，在批评了河田乡在分田过程中错误的同时，阐明分田的正确原则、手段和工作程序。［14］
对苏维埃政权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红色中华》旗帜鲜明，毫不避讳地从不同角度进行全面曝光，予以猛烈抨击。如1932年8月30日《拿公款贴伙计婆的头陂军事部长》一文报道说：头陂赤卫军好不容易为战争筹款300多块钱，“可是该区的军事部长，首先将此款暗中拿了10余元，去津贴他的伙计婆”，由于此事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为了堵住大家的嘴，他又“分给每个队员1块多钱，大家不好讲话，结果公款只得100块”。作者斥责道：“这个该死的军事部长，还不应当拿来枪毙，以巩固苏维埃的革命纪律”。1932年11月14日《贪污与腐化》一文，曝光了宜黄县东陂区苏裁判部长李衣录的贪腐丑行。报道称东陂区苏在9月份捉了一个年青的女土豪，长得不错，李“以裁判部长的资格公开地把这个女子放出来，弄去叫她一床睡觉……把她留在身边快活! ”。作者呼吁对这样的腐化分子，必需加以严惩。1933年5月2日《两个“宝贝”的公审》一文，报道了1933年4月29日下午公审贪污腐化分子许文亮与刘开的情况，报道最后称：“我们要以这一例子，来警醒全苏区的工农群众，随时揭发各级政府及革命机关内的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官僚主义者，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叫他们一个个滚出苏维埃去! ”
《红色中华》对铺张浪费现象也进行了重点的报道和揭发。1932年2月17日第10期发表项英署名的社论，强调：“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 ”《红色中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发挥报刊特有的宣传功能，对各类铺张浪费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打击。1932 年3月16日《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揭露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在节省经济，支持革命战争运动的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做到节俭，反而铺张浪费。“做一面旗子就花了9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花去了1块2毛4”，作者讽刺道: “这大概是政治保卫分局的负责同志，认为没有漂亮的旗子，好看的手枪丝带，不足显示保卫局的特别威风! ”1932 年5月25日《好阔气的小岔乡苏》，揭露小岔乡苏“两个月用去大洋500余元，其中每5天有杂用费20余元，每5天有客饭20 余元，每5天每人分2、3元的伙食尾子，公家出钱买电油1次，就花费了6元4角。”作者气愤地指出:：这样的贪污浪费现象，在苏维埃政权下，是要严厉打击的”!
据《红色中华》1934年3月27日的报道，在该报的大力配合下，截止当日，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获得了大的成绩”。这主要体现在：经该报揭露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工作的 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不仅清洁了队伍，同时也教育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
综上所述，《红色中华》是苏区民众认识社会的窗口，它为苏区民众树立了苏维埃社会理想，对苏区民众选择正确的社会信仰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它是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宣传者，及时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主张，使之贯彻到苏区民众中去，对苏区社会发挥了重要的规制作用；它是苏维埃社会建设的动员者、组织者，对苏区民众积极参与苏维埃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和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它是苏维埃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者，对苏区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缺点与错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打击，是苏维埃社会的忠实捍卫者。正如博古在《红中》百期纪念文中所评价：“《红中》……它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上、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是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上的退还80万公债节省30万的胜利号召; 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瞬息万变的国际及国内的政治状况报告与分析；在各个战线上为着党的总路线而坚决斗争，严格的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弱点与错误，借以帮助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去克服它，以及无情的打击一切官僚腐化及潜入苏维埃机关的敌对阶级的奸细等等，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15］《红色中华》的确发挥了这些作用。
注释
①参见黄艳琳：《论〈红色中华〉报的编辑特点》，《福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陈信凌、刘琳：《〈红色中华〉报的传播技巧探析》，《新闻史话》2007 年第 6 期；刘琳、廖勇勇：《中央苏区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史海泛舟》2008 年第 2 期；陈青娇等：《中央苏区报刊研究》，《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陈信凌等：《论〈红色中华〉报的报道重心及特色》，《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刘廷晓：《王观澜与〈红色中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任全胜：《任质斌与〈红色中华〉》，《百年潮》2004 年第 6 期；郑德金：《瞿秋白在〈红色中华〉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新闻大学》2004年第2期；
凌步机：《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党史博采》1998年第2期；刘维陵：《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夕的〈红色中报》，《新文化史料》2000年第1期等。
参考文献：
［1］韩 云．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报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2011．
［2］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N］．红色中华，1934－1 －26．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N］．红色中华，1934－2 －14．
［4］陈 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N］．斗争，1934－2 －2．
［5］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批准减少食米的请求［N］．红色中华，1934－3－29．
［6］亮 平．红军等着我们的粮食吃［N］．红色中华，1934－6－9．
［7］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N］．红色中华，1934－6－30．
［8］编辑部．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N］．红色中华，1934－7－5．
［9］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 ［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11］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3］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A］．编委会．红色号角［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4］张鼎水．奇怪的河田乡分田［N］．红色中华，1932－1－13．
［15］博 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N］．红色中华，1933－8－10．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