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耀荣 鲜晓博
中央苏区是红四军在退出井冈山前往江西和福建边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最初的目的不过是实施“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但是，红四军在出击赣南、闽西过程中，发现无法返回井冈山，便决定在赣南、闽西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此过程中，中共根据当时红四军的发展，在战略思想上作了三个重大调整，由此奠定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根基。有关这个问题，学术界少有涉及，本文试就此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以两湖和广东为中心到“以江西为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如何进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呢？中共中央最初打算利用自己在张发奎部队上层军官中的影响，促使张发奎脱离武汉政府，遗憾的是这种打算未能取得成功。 随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试图独自掌握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径，结果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农民暴动。为此，中央要求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秋收暴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形成中国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个省胜利的主张。1928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把农民暴动分成四个区域：一是广东、湖南和湖北；二是河南、陕西；三是直隶、山东；四是江苏、浙江。中共中央认为，在四个暴动区域中，湖南、湖北和广东省最有条件夺取政权，其次是河南省，而其他区域则比较困难。因为湖南和湖北两省，尤其是湖南省豪绅、地主和军阀统治相对比较弱小，而农民群众力量较为强大，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湖北与湖南条件差不多，农民暴动已经波及全省，并延伸到湖北和江西边界。广东省各地农民暴动已经延续了一年之久，海陆丰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虽然在广州起义中，工人运动遭受了惨重损失，但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还有相当的基础。［1］（P29－31）但是，“江西党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AB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到了很多的阻碍”。［2］（P349－350）1928年1月以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暴动持续发展，各地苏维埃纷纷建立。3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中提出，目前湖南、湖北和江西农民暴动已经由广东和江西西南部向湖南南部、湖南东部的醴陵、萍乡发展，在三省农民暴动与广东农民暴动互相呼应问题上，应该以湖南作为三省暴动中心区域。但是，以湖南为农民暴动中心，并不意味着中央不重视湖北和江西工作，也不是说湖北和江西两省农民暴动不可先湖南而发动。在发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农民斗争，各省都需要加紧革命准备工作。［1］（P71－73）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开赴赣闽边界，极大地推动了赣西南的农民斗争，中共对革命中心的认识发生了某些变化，江西开始成为了革命中心的一部分。192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政治局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其中指出：“从一般形势看，现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个区域的布置应暂时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成全国的革命中心。”［1］（P50）
1929年2月和3月，红四军主力在瑞金大柏地、福建长汀先后消灭了刘士毅和郭凤鸣两个旅主力，“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 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与之相反，湖南和广东等省国民党军队势力强大；湖南省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丧失。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回信中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中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3］（P57－58）红四军前委提出“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计划，实际上确立了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重心应该放在江西，改变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广东和湖北三省是中国革命中心的决策。1929年冬至1930年初，江西省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赣南、闽西建立二十余县的红色政权，基本上实现了长汀前委扩大会议的计划；二是主力红军由红四军一个军发展到有红四、五、六军三个军，特别是红四、五、六军相继汇集赣西南，在赣江南段和中段各县分兵发动群众，使江西境内在一个时期里，出现了革命武装力量几乎超过反革命武装力量的有利局势；三是江西敌人内部拥蒋与反蒋、湘系军阀与滇系军阀、土著军阀与外来军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化，使本来薄溺的江西省国民党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四分五裂。与此同时，两广军阀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敌人内讧又起，湖南又有对周烂、吴尚的军事行动，湖北有鄂系对蒋系的争斗，蒋冯阎军阀正在酝酿大战， 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普遍形成高潮。在上述形势下，蒋介石短时期内没有向江西增兵的可能。［4］（P107）由于“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比其他各省成熟”，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指出：“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 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同时，联席会议明确提出，江西将成为闽、粤、浙、赣、湘南方五省的革命中心，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他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5］（P130）红四军前委还认为：“全国有一个省或两个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之可能，在南方各省中，我们以为首先胜利的省份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观条件都有这种可能性。”［6］（P157）从中共中央提出中国革命中心区域是两湖和广东，到红四军前委提出“以江西为中心”的五省武装斗争的发展，可以发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革命发展重心逐步地向江西迁移。这种发展态势，最终使中共中央确认了江西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决定把中央苏区建立在以赣南、 闽西为中心的江西和福建边界区域。
二、从农村游击战到开辟“农村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当时，中共领导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暴动。由于中共没有掌握多少正规军队，而少数农民自卫军不具备进行正规战的实力和条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条件不成熟时应采用游击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7］（P168）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提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分配土地，捣毁与抢劫所有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停止一切缴还一切借债，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2］（P418）1928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在文件中指出：“农村群众斗争发动而进于武装暴动，则游击战争便成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最初的方式。……这是说暴动的农民和反革命作战的时候，不能采取正式军队的作战方式，而用少数武装力量袭击敌人，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1］（P5）稍后，中共中央还对如何开展农村游击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指出，农民斗争要从自发暴动到 “发动一般杀戮豪绅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击战争， 使进到群众的公开的游击战争”。［1］（P63）“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1］（P5）
在中共中央极力宣传乡村暴动和农村游击战之时， 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在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之际， 带着秋收起义残余的武装力量直接登上井冈山，当起了红色的“山大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的历史价值， 以至于苏联人认为：“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成为中国游击战运动中出现的最重要的现象。”［8］（P16）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11月25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斗争。不过，毛泽东此时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尚未摆脱以城市为中心夺取革命胜利的传统模式。［9］（P58）1929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决定暂时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而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战略以摆脱敌人的跟踪进攻。红四军在赣闽边境分兵游击战术，一度失去原有革命根据地的依托，致使红军蒙受极大损失，到1929年4月，红五军与红四军在赣南会合时，“朱毛只剩二千人，彭只剩八百人”。［10］（P273）这使红四军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建立 “工农武装割据”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像井冈山那样公开的武装割据，目标明显，很容易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而大范围的流动游击很容易使工农红军失去依托和无法获得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秘密武装割据形式表示了认同。“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个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而“东固则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经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11］（P321）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高度肯定与赞赏，却并不满足东固“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而只是将此作为农村割据的一个前进基础。其终极目标乃是由这样的基地为基础，波浪式向外发展，形成公开的、大规模的工农武装割据，直至促成革命高潮到来，造成对城市的包围，夺取全国政权。［12］（P56）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县辛耕别墅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工农群众和士兵群众；工作重点是应该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直隶等地建立红军和小范围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福建、浙江、赣东及赣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且靠近大海，可以考虑建立公开的武装割据。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 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13］（P67）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中共在全国建立十多个大小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建立使毛泽东终于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框框，提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革命道路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文中指出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4］（P98）这在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同志回顾这个阶段的历史时指出：“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索，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15］（P179）
三、“以赣南为退步”到建立“前进的根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说明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只能首先建立在山区，依靠易守难攻的山地做‘山大王’，即必须依赖地势这个客观条件来建立工农政权”。［16］（P49）也许毛泽东认识到地势对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立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6］（P62）12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调集18个团3万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至6日，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各县县委及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联系会议，分析敌军“会剿”形势，并研究打破敌人“会剿”的应对策略。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第一派以守为攻说。这一派主张积极准备边界八县群众力量，凭藉井冈天险，引敌人到山下来攻，趁其疲惫，然后由红军和群众夹击敌人。第二派死守主义说。这一派认为敌人无法打破井冈天险，而蒋桂战争将至，主张红军死守井冈山，两个月后就可以取得胜利。第三派抛弃边界说。这一派认为红军不应死守边界，需要到别处另图发展，如此红军才能保存边界党和群众组织。［17］（P780）毛泽东和前委多数人对上述三种意见均不赞同。大会最终作出了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打入敌后，内外夹击，在外线作战消灭敌人，以期“围魏救赵”之效，解井冈山之围。“围魏救赵”的战略思想是主动跳到外线，调动敌人，以便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战略。但是，“围魏救赵”的核心思想还是坚守井冈山，“以赣南为退步”的指导思想的体现。
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在井冈山反“会剿”失败，被迫从井冈山突围，前往赣南游击。2月，毛泽东在东固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红四军放弃回师井冈山的计划，“到闽粤交界处游击”，寻找新的落脚点。3月14日，红四军占领长汀后，前委帮助长汀县建立了长汀县委，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建立长汀县赤卫队，红军还分三路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在长汀开展革命斗争之际，红四军领导人思考了其下一步如何行动？向何处发展？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县辛耕别墅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认为赣南、闽西具有下列优势条件：（1）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2）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3）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聚集都很困难。赣南、闽西具有建立红色割据的山势、地域、物产、民情、党政基础等的良好条件。 前敌委员会提出，红四、五军在赣南、闽西等地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四军的具体行动计划为“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作较长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13］（P67）这样，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创建赣南、闽西红色割据区域的蓝图，提出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范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18］（P44）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逐渐摆脱了地理依赖，认识到“下山”依靠工农群众在更广阔的农村同样可以建立红色政权，“说明了我党领导的政权从山区走向平原，即摆脱地势这个客观条件， 充分发挥和依靠主观条件来建立自己的政权”［16］（P49），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认识基础。
中共党内指导思想三个方面的转变，既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为核心建立中央苏区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中央苏区的建立，中共才能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尝试。因此，研究和分析中共党内指导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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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耀荣，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