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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杨会清

  2011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我们党围绕革命中心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人民,帮助群众从落后的封建传统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革命文艺活动十分活跃,文化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1]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卓有成效。二是当时的文化建设是为革命中心任务服务的。三是当时文化建设的内容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事实确实如此! 特别是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作为一个政权形态,它积极兴办各类学校、报纸杂志、文艺团体和俱乐部等,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塑造人们的革命精神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关怀。在此,本文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加以研究。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建设的背景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文化教育来改造国民性已逐渐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对此,中国共产党也表示完全的赞同。陈独秀认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2](P238)。1931年4月,中共莲花县三全大会决议亦指出: “文化工作是改造社会主要动力之一,他能转变世间的风习,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倘若文化工作蓬勃的振兴起来,其他的工作亦随之而进展。”[3](P93 -94)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而大革命失败后,落后的农村革命环境使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落后的农村革命环境,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落后,实际上,文化上的落后才是最大的落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化教育落后。像湘鄂赣苏区,“农民同志文化程度太低,尤其是江西修、铜、万、宜,简直还带一点原始状态”[4](P75)。湘赣苏区,“全省工人有十分之八不识字的,特别雇农只有十分之一识字的,而且年龄多在二十岁以上”[3](P172)。至于女子,情况更为糟糕。像赣西南,“妇女读书的很少,只有些资产阶级的妇女,亦是凤毛麟角。写识文字的是百与一之比”[5](P15)。对此,方志敏曾回忆道: “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识字的。”[6](P12-13)二是宗法思想浓厚。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7]( P31)。所谓政权,是指从中央、省、县乃至乡镇的国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军阀、官僚、地主掌握政权。像江西寻乌,“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8](P194)。族权是指由宗祠、家族以至家长控制的家族系统。1933 年 8 月,陈赓雅视察江西万载时发现:“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饶宗法社会之意识,……而家族制度,亦较严密。各姓宗祠,计有三四十所,所用门联,多为‘皆以明伦,庙中何殊庠序; 是亦为政,门内等若朝廷’等口气。”[9](P25)神权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至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7](P31)。像湘鄂赣,“阳新民众信仰佛教,喜迎神赛会。……基督教在阳新县城内外都有教堂,传布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种子,一般民众因受些小利诱,都喜盲从。”[10](P69)由神权延伸出来的求神、拜佛、算命、风水等文化在群众中有相当市场。至于夫权,则是根据礼教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守节守贞等内容由男子对女子进行支配的系统。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他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8](P240)三是封建陋习无处不在。受封建宗法思想影响,各种丑陋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像鄂豫皖地区,“存在着很浓厚的封建残余,特别现在男女婚姻问题上面,强迫婚姻,父母代订婚姻,一夫多妻,童养媳,买卖婚姻,蓄婢,强迫守寡,虐待私生子,重男轻女,等等,长期统治着男女婚姻关系”[11](P436)。此外,像吸食鸦片、娼妓、溺婴、缠足、花鼓淫戏等文化也很普遍。像江西,“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占百分之五十,……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12](P327)。而甘奎锡等回忆道: “当时苏区内吸鸦片、赌钱、缠小足的风气很浓。”[13](P99)

  落后的文化有如精神鸦片一般麻醉和束缚着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并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着革命的发展。像宗族观念,容易让群众“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14](P445)。而封建迷信则会“降低群众的革命情绪及斗争决心”[15](P277)。因此,要消除落后文化对群众的压迫,要推动革命的发展,就必须对苏区落后的文化进行一个彻底改造,以发展崭新的革命文化。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自成立以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公开宣布: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6](P11)这一宣言,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怀,也体现了它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改造社会的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临时中央政府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兴办各类学校和公共文化机构。为使适龄儿童获得免费教育的机会,各苏区都强调对列宁小学的建设。湘赣苏区要求: “普遍的设立列宁小学( 有的地方称劳动小学) ,实施免费教育,凡在七岁至十四岁的男女儿童得强迫入学校。”[3]( P174)而中央苏区更是提出“五百人中建立一个列小”[17](P696)的目标。为提高青壮年的文化水平,各苏区大力提倡建设夜校、工余学校、识字小组等组织。川陕苏区要求: “各处都办工余学校、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加紧识字运动,使苏区工农大众能识字。”[18](P181)此外,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机构也是当时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中央苏区要求: “加紧社员及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各级合作社应该去帮助建立各种文化教育组织和俱乐部、列宁室、夜校、识字班、书报室等。”[19](P345)而川陕苏区要求: “于市镇中心城市等处建立赤色图书馆,分设阅书阅报等处。……于农村设立带移动的图书馆,于各乡轮流阅览。”[20](P20-21)大量公共文化机构的建设,不仅方便了当地群众开展文体活动,而且活跃了基层的文化生活。

  二是大力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在革命的语境下,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在哪? 很明显,是为革命服务的。为适应革命的需要,当时文化建设普遍强调要除旧布新。湘赣苏区要求: “各县区应组织新剧团化装讲演团跳舞队到乡村去表演,禁止表演花鼓戏淫戏以及一切宣传迷信、发展帝王英雄思想的旧社会戏剧。”[15]( P545)那么,“新”在哪里? 这种“新”,主要体现在党的政策、指示上,体现在新人、新事、新气象上。对此,老红军战士柳荫回忆道: “部队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三天以上,剧社的同志就总要找两间大一些的房子办个俱乐部,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 把党的政策、指示、口号编成歌词,再谱上曲子,把部队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请去教给他们唱,再通过他们教会广大指战员和老俵; 还把在部队、群众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或英雄事迹、先进思想编成故事、小戏,在这里或讲或演,用以 教育群众。”[21](P161-162)当然,这种“新”必须是为战争服务的,并配合革命的中心任务进行的。方志纯曾指出: “在文艺方面,教战士和群众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常常是前方的仗一打完,就马上演出,演出反映这一仗的歌曲、戏剧等文艺节目。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体现了革命的性质。”[22](P53)而彭加伦回忆道: “红军戏剧同样密切结合实际,为政治、为战争、为群众服务,什么时间有什么任务,就演什么戏。在几次反‘围 剿’开 始 时,先作动员报告,接着唱歌、演戏。”[23](P549 -550)实际上,这一时期文艺活动充分满足了当时革命动员和工农群众的需求。

  三是努力提倡移风易俗运动。要达到净化社会空气和塑造人的精神面貌的目的,就必须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移风易俗运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即采取行政办法来禁止各种封建陋习。湘鄂赣苏区要求: “禁止穿耳缠足,加紧剪发、放足运动,废除童养媳与纳婢蓄妾制度,彻底消灭妇女群众特殊痛苦。”[20](P283 -284)而湘赣苏区要求: “禁止还愿打醮、立教传徒、募捐建筑庙宇以及一切影响苏区治安的集体行动。……勒令和尚尼姑以及看相算命堪舆的人改换职业。”[15](P544)另一方面,也强调要通过文化斗争来说服落后的农民。我们知道,与落后文化的斗争是一种艰苦的长期斗争,这种斗争不能完全依靠用武力、命令、刑罚等方法来进行。像川陕苏区要求: “只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灌输科学思想才是反宗教迷信的具体办法。现在必须大大加紧赤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多办读报班、识字班、俱乐部、阅报室、新剧团、列宁学校……等组织。特别要多编关于科学常识的小册子,多作科学的讲演,来养成群众的正确思想。”[24](P223)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还强调在文化建设中注入更多的现代生活要素。像卫生方面,要求: “通光、通气、通水、煮熟饮食、除去污秽、剿灭苍蝇、隔离病人等。”[25](P72-74)在体育方面,“积极的提倡红色体育运动,偏僻乡村也有田径赛,许多地方开辟了运动场,使每人都有机会锻炼 康健的体格来加强革命的力量”[5](P174)。这些现代的知识,可能是苏区民众以前所无法想像的,但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苏区民众显然得到一次现代意义的启蒙。

  尽管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据1933年10月的统计,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苏中,已建立列宁小学3052 所、补习夜校6462所、识字组( 福建未计)32388 组、俱乐部1656个。特别是学龄儿童,其中大多数都进入了列宁小学[26](P329)。与此同时,苏区的社会风气也得到了净化,像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溺婴等封建恶习得到了有效的扼制。在江西永新,“以新文化娱乐代替了群众旧式赌钱、吃大烟的消极娱乐,禁绝了烟赌嫖娼怪现象”[3](P150-151)。而老红军战士王文波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道: “在苏区没有赌博、搞迷信等活动,抽鸦片的、乞丐、妓女、流氓、盗贼等也没有。”[27](P446)可见,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显著提高了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苏区群众的全面发展。

  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革命与文化的结合给苏维埃区域的文化建设带来了质的飞跃。它不仅仅是对传统落后文化的决裂,对革命的、先进的文化的追求,而且确立了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途径和态度。

  首先,为革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文化建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革命性。正如当时《工农剧社社歌》所写: “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武器(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为苏维埃而斗争!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指示新社会的光明,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就在革命与战争,赤色革命的战士。”[23](P242)这种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导致了一种文化的革命模式。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都强调革命性、先进性,强调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帮助群众从落后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宣传“共产党礼拜六运动”时,张闻天就要求: “我们的任务,是在把这种义务劳动以及互助劳动发扬推广起来,使这些劳动变为模范的劳动,带有更多的共产主义的意义! ”[28]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又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入其中,并建构了一个对历史和未来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当然,其主要命题就是论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像当时小学语文教材中写道: “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29](P380)简短的几句话,就把阶级观念、男女平等观念以及公平观念、革命的正当性等体现出来了。这种文化氛围,导致苏区群众的革命情绪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基本确立了文化发展的大众化方向。为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动员群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非常注重挖掘群众中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化资源,像山歌、民间小调、扭秧歌、踩高跷等。依托这些形式的表演,更能深入人心,群众欢迎它,模仿它,使它具有明显的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符先辉指出: “现在回转头来看,川陕苏区的这些文艺宣传,比我们后来在延安看到的扭秧歌还要简单原始,但确实是能打动人心的,在十分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动员老百姓参加革命的作用。”[30](P880)而潘振武指出: “必须指出,这时的文明戏从艺术的眼光来看是相当粗糙的,也许根本得不到艺术家的承认。但是为什么能够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呢? 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是她来自战争,服务于战争。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下里巴人’的艺术,为以后红军中文艺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3](P302)再则,苏区的文化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李伯钊指出: “我们所表演的除了自己准备好的关于春耕运动必要的表演外,其余都是采集群众生活中实际材料,经过剧团集体创作的研究,依靠我们原有的技术的基础,很快就在舞台上出现了。群众很喜欢看。……戏做完了,他们常常会‘还要’、‘还要’的叫起来,我们又添新的表演来满足他们的要求。”[23](P303-304)在革命的语境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则也是革命动员的需要。这一方向的确立,不仅满足了时代的需要,也满足了革命的需要。

  此外,初步确立了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如何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如何正确对待国外先进文化? 共产党这一时期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像古为今用,潘振武回忆道: “六十年代,我国掀起过‘现代京剧’的热潮。而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与现代题材结合的起源,恐怕起码应追溯到三十年代。在中央苏区,我们战士剧社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用‘尝试’这个词或许不太妥当,因为我们那时并非有意识地进行什么戏剧革命。部分同志喜欢唱京剧,而又生活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旧瓶装新酒’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骂蒋介石》就是套用《昭君出塞》中的骂《毛延寿》调) 。”[3](P306)至于洋为中用,当时也有相当的体现。像苏联的活剧、舞蹈、歌曲以及美国的小说也得到广泛的借鉴和运用。李伯钊回忆道: “当时在苏区演戏,除了创作的剧目外,一些歌舞节目也是借用苏联历史歌曲填上新词,加上一些动作即上台演出。……此外,改编剧目〈黑人吁天录〉( 对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进行改编,也是一个有影响的戏。”[23](P480)当然,共产党这一时期对文化建设途径的探索可能只是初步,远谈不成熟。

  2011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 “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1]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已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关怀。作为一个政权形态,它积极兴办各类学校、报纸杂志、文艺团体和俱乐部等,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塑造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还对创建革命文化、推动文化建设的工农兵方向及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这一探索,不仅推动了当时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也对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有着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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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