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庐明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群众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苏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重要实践基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生动阐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初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学术界对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的研究仍未系统进行，史料的发掘还有待深入。
一、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核心：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其一，坚持把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作为制定党和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29年4月，毛泽东在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争取群众”。1934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指出“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1］(P138－139)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并且这是党的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明确表述之一”。［2］(P82)
其二，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努力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缺水吃，就带领大家挖“红井”，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困难； 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毛泽东 1933年11月所作的《长冈乡调查》，生动详细地记载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的情况。“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3］( P277)“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1］(P138)因此，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1］(P138)
其三，共产党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也就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巡视员欧阳钦1932年在检查中央苏区后报告：“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4］(P368)苏区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非常无私。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池江和水口战斗中，天气炎热，仗打得异常激烈，粮食一时供应不上，随军的担架民工就把自带的粮食让给部队，保证了战斗胜利。”［5］(P7)在中央苏区，群众踊跃当红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热烈场面。“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2］(P83)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群众源源不断地将粮食送往前线支援红军。为了支援红军，苏区妇女还将自己的银器首饰，无偿捐献给苏维埃政府。1934年10月，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架浮桥，于都县城的曾大爷将自己的寿材也捐献出来给红军架浮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苏区局部执政就初步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二、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前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直倡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P8)可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7］(P231)1931年4月2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起草并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强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样表述得就更加完整了。
第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紧密联系。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到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就如何开展乡苏工作，改善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调查。他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 斗争。”［6］(P308)因此，他强调：“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只要这样做了，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1］( P139)第三，倡导“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十分注重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要依据民意，不断改进群众工作，确立了“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方式，实行“常委会制度”、“值日代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等，规定乡政府干部每天除1名值班外，其余都下乡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村负责人则直接从群众中选举产生，自带干粮去办公。由于注重调查研究，不仅干群关系融洽，而且党群关系密切。
三、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关键：密切党群关系，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8］(P148)可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关心群众，执政为民；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第一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内涵。第一，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本质和真谛。1932年，毛泽东带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和群众一起修起了“红军桥”。“张闻天带头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他同大家一道在红军家属地里锄草、种菜、挑水。”［9］(P77)蔡畅“下乡调查研究，先不摆开场面听汇报，作指示，而是笑眯眯地帮助群众干活，边干边谈，听到重要的问题时掏出小本记上。妇女们把她当作亲姐妹”。［10］( P261)
第二，苏区干部模范带头。兴国是苏区模范县，毛泽东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1］(P140)兴国县首先倡导干部“十带头”，要成为“四模范”，在兴国县“争创第一等工作”的带动下，整个苏区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湘鄂赣苏区阳新县的干部也有像兴国干部那样的好作风。群众有歌赞誉苏区干部：吃的金丝汤(红薯丝)，睡的金丝床(稻草)。穿的金丝鞋(草鞋)，打的胜利仗；夸奖他们是联系群众，没有官架子的“提包政府”。毛泽东在1934年1月二苏大会上表扬道：“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P140)
第三，苏区干部廉洁奉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苏区的廉政建设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一册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周恩来在苏区与群众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司务长在为他炒的菜里偷偷多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发表的审计报告说：“只有苏维埃是当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1］
四、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基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首先，广泛地宣传群众。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P79)为了更好的宣传群众，中央苏区创办了《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34种报刊，组建了多种宣传机构。在宣传方式上，根据群众的特点，群众宣传采用了多种通俗的形式，如标语、传单、图画、演戏、歌谣、化妆讲演、讲解报纸等。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群众化、通俗化，达到了唤起民众参加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其次，深入动员群众。对群众的动员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张闻天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通俗化、大众化，党的宣传员要尽量利用图画、唱歌、戏剧等易为群众接受、喜闻乐见的方法。“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日常所用的白话，用这种白话来写他们的传单……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12］(P16)苏区各单位、乡村普遍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主要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构成了遍布苏区的群众动员工作网络。“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4］(P355)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称赞：“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3］(P304)
再次，全面地组织群众。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群众组织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建设群团组织。苏区的群团组织主要有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构建了群众工作的网络，形成了苏区群团建设的独特模式，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巨大组织优势。
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保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首先，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1］(P138)因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1］(P137)毛泽东表扬的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活的榜样”。如长冈乡贫农马荣海家由于失火烧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捐料，三天就帮助他盖起了房屋。1933年夏荒缺粮，新溪村主任彭国亮昼夜兼程带人从两百里的公略县挑回米来救济群众。彭国亮还把自己的那份粮食让给贫农刘大焕，宁肯自己吃野菜红薯糊，有一次饿着肚子去开会，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让群众深受感动。可见，苏区干部对群众生活非常关心，细致入微。
其次，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1］(P139)毛泽东把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总结典型经验，推动苏区群众工作。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真实记载了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 我们! ”［3］(P310)
综上所述，苏区局部执政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群众工作的诸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群众路线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党在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密切党群关系，党的执政基础才有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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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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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女英自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11］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N］．1934－09－11(3)．
［12］张闻天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系 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