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海 郝 琦
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两块非常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大道相通，共同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共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区别
（一）两块根据地创建的时间、过程、历史意义不同
1.两块根据地创建的时间不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于1927 年秋收起义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如果从寺村原游击根据地时算起，已是到了1932 年，所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间要早于陕甘边根据地，也可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是坚持走井冈山正确道路的结果。
2.两块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随即创建了根据地，创建的过程较为顺利；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则经过了寺村原游击根据地的探索、照金根据地的失败，最终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从西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把红色政权的理论和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可以看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较井冈山根据地更为艰难、曲折、复杂。
3.两块根据地创建的意义不同。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带动南方数省建立了大小十几块根据地，革命烈火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在祖国内陆，在幅员辽阔的西北大地燃起了革命烈火，影响和推动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后又成为全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二）从军事回旋余地上看，陕甘边根据地优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的，1935 年 2 月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两次转移活动中心，从而形成了 3 个发展阶段。1932 年年底之前以甘肃正宁寺村原为活动中心，1933 年初至 10 月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1933 年 11 月至 1935 年 2 月以甘肃庆阳南梁为活动中心，在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 11 个苏维埃县治[1](P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距大城市较远：南距西安五六百里，西距兰州七八百里，北距银川四五百里，东距太原更在千里之外，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由于横跨陕甘两省，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山大够深，有几个转移活动中心，因此，军事回旋余地较大。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到：“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P79)为此，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坚持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三）从存在的时间上看，陕甘边根据地长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成立。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开始创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下，几十个村的农民聚集在寺村原，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粮、贫农、工会、妇女等委员。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地豪绅赵元亨。“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尝试，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3](P140)。这次大会点燃了群众斗争的烈火，以寺村原为中心的农民群众斗争迅速发动了起来，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4](P25)。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已进入实质性的阶段。1932 年 12 月 24 日，红二十六军在宜君县转角镇成立。此后，红二十六军即在照金地区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实施以革命武装坚持新根据地的计划。到 1933 年上半年逐渐形成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起断头山、王家沟，南到老牛坡、桃渠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武装割据区域，面积约 5000平方里[5](P13)。陕甘边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始时间如果从1932 年 3 月“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成立算起，到1935 年 2 月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时间大体应该是两年十一个月。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地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逐渐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0 年 2 月，由于湘赣边界特委的“左”倾错误，致使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丧失，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6](P4)。可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时间大体上是两年零四个月，要短于陕甘边根据地；而且从革命根据地的延续上看，陕甘边根据地同样要长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为井冈山根据地彻底丧失，而陕甘边根据地则保存下来，并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从世人对两块根据地的了解和认识看，陕甘边根据地的影响要明显劣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世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许多非专业人士甚至不知道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还有陕甘边根据地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陕甘边根据地后来为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取代和湮没；另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宣传甚少有关。尤其是1962年小说《刘志丹》事件后，一些人为了一些具体的需要刻意地回避陕甘边根据地以及与此根据地紧密相关的中共名人，致使陕甘边根据地的影响日益减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则截然相反，它是中国共产党创立、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井冈山根据地和井冈山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大正统”，井冈山上走下了太多的领导人，井冈山会师更是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象征力量与正确道路的情结。朱德视察井冈山，留下了“天下第一山”的著名题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壮丽诗篇，让世人对井冈山无限向往。建国后不断有人去井冈山学习、朝圣也导致了井冈山影响的扩大。从世人对两块根据地的了解和认识来看，井冈山根据地的影响要大于陕甘边根据地。当然，排除世人对两块根据地了解、认识的因素，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影响也是劣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总之，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但作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存在时间相当长和最早的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有着诸多相同之处。
二、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相同之处
（一）两块根据地都是在比较偏远、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的两个省的交界地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华池县南梁地区为中心创建起来的。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这里山川交错，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可进可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加之军阀混战，各保实力与地盘，有利于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地瘠民贫，人民备受反动政府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苦难深重，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识；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比，西北根据地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没有直接伤害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把“围剿”的重点放在南方各根据地，而对陕北并不是特别重视，参加“围剿”多是地方军阀，投入的兵力也比用于“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少许多，这就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这里具备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主客观条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应运而生并获得巨大发展。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也是两省交界地区），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一定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可见，两块根据地都是在比较偏远、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的两个省的交界地方，这也是两块根据地能够建立、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地方，容易形成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以及两个省不管的局面，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二）两块根据地都是在抵制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步认识到桥山中段的陕甘边界山区南梁一带，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理想地方，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此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直接危害到了陕甘边地区。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等人，在陕甘边党和红军中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排斥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正确领导，诬蔑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上山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等，对刘志丹等人进行排斥打击和残酷斗争。在杜衡等人“左”倾错误的阻挠下，陕甘边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
包家寨会议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以后长时间内陕甘边党、红军及根据地工作能够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康前进。经过刘志丹等人的艰苦努力,重建了红 26 军,创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并在陕北开创了陕北根据地,组建了红27 军,粉碎了陕、甘军阀的两次围剿,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整个根据地面积达到 3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90 万。陕甘边根据地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获得发展。
从 1927 年 10 月到 1928 年 2 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边界地区党政军民的艰苦斗争，初步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1927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省委“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给毛泽东以“撤销湖南省委委员”“、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1928 年 3 月，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派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精神”。周鲁一到井冈山，就指责井冈山根据地“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向外发展，强令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结果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同年 6 月间，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对反对这种主张，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减小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使井冈山根据地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两块根据地都是在抵制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几乎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始终。
（三）两块根据地都是在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中发展、壮大的
1934 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等部署游击队、赤卫队在内线牵制打击敌人，亲率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乘隙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经大小战斗 30 余次，歼敌3000 余人，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935 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万兵力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26军主力北上陕北同红27军主力配合协同作战，红26军一部就地坚持游击战，骑兵团相机向外线出击，地方游击队赤卫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使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与外线作战相呼应。由于刘志丹审时度势，及时捕捉战机，实施灵活指挥，巧妙地打击敌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解放了 6 座县城，使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也得到很大发展。从此，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根据地形成，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威胁到国民党的核心利益，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28 年 7 月初，湘敌第八军吴尚部，会同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第九师杨池生部，协力进攻湘赣边界。乘红军主力集中在永新、安福、莲花等地，湘敌入宁冈，九日占领了宁冈之古城一带。赣敌也由吉安向永新节节推进。湘赣两省敌军企图东西合流、两面夹击，一举侵占根据地，击败红四军[7](P128)。九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永新县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商讨应付办法。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立即开赴宁冈，迎击湘敌，阻止湘赣两敌会合，进而打破敌人的第一次“会剿”。
湘敌进入宁冈后，宁冈县委组织赤卫队、暴动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顽强地抵抗敌人的侵入，使敌处处受阻，行动缓慢；另一方面，“严密警戒，四面扰敌，粮食搬运上山，坚壁清野”，造成湘敌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军粮断绝、供应无接的困境。湘敌吴尚部进入根据地，如同进入敌国，四面楚歌，处处遇难。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也在宁冈与敌周旋。湘敌不得不由宁冈向永新撤退，以期在永新与赣敌会合。在永新，赣敌受到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的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由于敌人内部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和红四军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在军事上采取了诱敌、隔敌、困敌、制敌的策略，因而，胜利地击破了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7](P129)。
此后，井冈山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先后进行并打破了多次针对国民党的反围剿，发展和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总之，两块根据地都是在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中发展、壮大的。
（四）两块根据地都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红色政权
新政权的建立对于动员群众、宣传与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显著标志，为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新政权的创建。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国民党豪绅地主统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P6)。4 月 12 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原。随后，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
1933 年 4 月 5 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这些革命委员会就是革命政权。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边区特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横扫反动保甲里政，破除一切反动制度；并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相继成立了一批区、乡、村革命委员会，选举觉悟高、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担任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颁布革命法令，建立新秩序。这些革命委员会、1934 年 2 月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县以下的各级地方政权都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政权，只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自己的政权，才能有效地镇压敌人的反抗，维护工农的切身利益，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重视政权的建设。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积极领导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也叫工农兵政府。虽然当时建立的工农兵政府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备，但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却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也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的主要标志之一。
1928 年 5 月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边界最高政权机关，下辖 6 个县政府和一个特别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该级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及常委会，并设立财政、文化、土地等工作部门。边界政府成立后，根据地内的政权建设，有了很大发展。莲花和酃县先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由徐鼎燕、刘仁堪分别担任两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各区、乡也都普通建立了红色政权。莲花一县，有八个区以及三十六个乡，全都有了工农自己的政权。各级红色政权在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支援前线、慰问红军、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维持治安镇压敌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红色政权也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工农兵政权的建立，使过去当牛作马的穷苦人在政治上翻了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由群众会议选举的政府机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因此，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人民政权得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成为井冈山斗争的一条宝贵经验。
（五）两块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大部分区域分配了土地。1932 年 10 月,红军在渭北南原进行了分配土地的试验,1933年又在照金根据地进行了土地分配,但不久这两块根据地失陷。
1933年11月南梁根据地开创后,在中共陕甘特委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原则,结合西北地区实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当时的土地革命方针，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上,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并酌情给地主留一些土地（多是坏地、山地），以给其生活出路。而对富农则适当保留土地（以够吃用为原则），征收多余土地。一般不触及中农利益。此外还结合西北地广人稀特点,分地仅限于川地（山地没人愿要）。并提出分配土地应在革命政权巩固之区进行,对于游击区（两拉锯区），因土地革命成果无法巩固，多限于分浮财，不立即分配土地。当时的这些基本方针较好地适应了西北革命斗争实际，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当时南梁政权所辖的二区三乡，全乡被部分征收或没收土地的有20 户(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绅士共 13 户, 地主 7 户)，未动的 44 户，分到土地的贫雇农有110 户，镇压地主、劣绅 11 人。土地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同时又团结了中间力量。
1934 年 7 月，陕甘边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到 1935 年,土地革命在陕甘边的华池、庆北、新正、新宁等县全面铺开,有力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8](P25)。
在井冈山，毛泽东等领导进行了土地革命。从 1927 年冬至1928 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了分田斗争。1928 年 5、6、7 三个月，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都分了田。经过酝酿和修改，《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在县、区、乡各级分别成立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主持分田工作，并抽调红军干部下乡进行帮助。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土地分配完毕后，组织复查，把地主原有的地契当众焚毁，并在各户土地的边界插上写有名字的竹牌，再征收土地税。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
土地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从 1928 年 5 月至 7 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P19)。
（六）两块根据地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
要把党的政策和意志变成现实，实现党的目标和理想，必须依靠广大党员的积极努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的建设，陕甘边和井冈山根据地同样重视党的建设。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他认为—个地方党的建立，对全国的革命也有作用。在兵运活动中，他指示跟随他一起工作地同志，要“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5](P98)。
在总结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刘志丹指出：“我的任务是作军运工作的，可是在历次的经验中告诉我们，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不会胜利的”，“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地方的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9](P27)为此，刘志丹通过兵运，发展了党员。刘志丹重视党的建设的体现有：注意在革命军队中加强党的建设，在红军中每个连队都建立党的支部，并有指导员专管政治工作；引导许多人参加共产党（如李培福、刘懋功、贾乾瑞等）；推动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解决了自照金根据地丧失后陕甘边特委不健全的问题，以红42 师人员为主组建了新的陕甘边特委，加强了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在战争间隙，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形成根据地党的建设大力发展的局面）[5](P104~105)。
1928 年 5 月 20 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井冈山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各县党的组织大多数建立，成立了边界特委。边界特委为井冈山根据地内地方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管辖边界各县的党。这时，永新、宁冈、莲花、遂川和围县，都有了县委。县委下面有区委、支部。茶陵建立了特别区委。各县在建立或恢复党组织时，积极发展党员，努力提高党的战斗力。此时，边界党员已达万余。建立党组织的地方，都有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团员总数近二千五百人[7](P103)。
边界的广大党员，经过斗争，在思想上得到了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党员主张和敌人硬拼；一些党员对于敌人的进攻主张退却、回避，表现了右的倾向；一些党员，闹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损害了党内的团结。对此，边界特委开始对党员进行思想上的整顿与建设。举办党团训练班，分期分批组织党员进党团训练班学习，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方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到训练班向地方党员干部和军队党员干部讲课。通过学习，提高了党员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如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的一位党员干部，进党团训练班学习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简洁而朴素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学习收获。他在“工作大纲”的标题下写道：“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7](165)此外，边界特委加强了作风上和组织上的建设，纠正了井冈山根据地内某些党组织的涣散与不纯，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边界党经过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整顿与建设，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纪律，纯洁了队伍，提高了广大党员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觉悟。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坚强地站在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前列，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坚强的领导核心[7](P172)。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两块根据地党的建设对于坚定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提高党员觉悟和斗争的坚决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两块根据地都有正确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刘志丹、毛泽东
似乎可以指出。中共领导的每块根据地都有自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这些根据地能够建立、存在、发展的重要原因。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正确路线的典型代表，他较早地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致力于创建革命武装，并自觉地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积极探索本地区武装斗争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战争指导原则，指导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刘志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优秀品质是：首先，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人民。刘志丹忠实地践行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宗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虽然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数艰难险阻，虽然多次被“左”倾错误排挤、打击，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始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其次，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顽强革命精神。刘志丹从领导渭华起义到历次兵运活动，从根据地和红军遭受重挫，到逐步恢复发展，屡经失败，屡遭挫折，但是他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愈挫愈勇，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毅力，为党的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矢志不渝，树立了光辉榜样。最后，具有群众领袖的伟大风范。刘志丹有一颗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赤胆忠心。他十分重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重要建军原则，有着强烈的爱民、爱兵意识，全身心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同群众打成一片；他关心群众疾苦，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他善于发现战士、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帮助他们进步，培养他们成长；他善于处理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阵线。高尚的人格，传奇的人生，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言行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爱戴，称他为“我们的老刘”。
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正确路线的典型代表，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其正确路线的最好印证。
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洞察国内外风云，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使根据地获得长足发展，引导中国革命在危难中一步步走向胜利。正是在这个条件下，一种完全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精神风貌才能孕育和产生。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相继写出了《井冈山的斗争》等三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明确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五个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科学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革命在城市斗争遭到失败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总之，陕甘边根据地和井冈山根据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的两个省的交界地方，都自觉抵制和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都是在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中发展、壮大的，都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红色政权，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都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并且都有自己正确路线的典型代表人物，两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大道相通：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根据地共同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共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根据地共同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在其创立、巩固、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抵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尤其是“左”倾错误影响以及反抗国民党“围剿”的斗争实践中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把这块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宝贵根据地保存下来，为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陕甘边根据地受到了其他根据地尤其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的影响，刘志丹等人也一直强调要学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走井冈山道路，但其创立、发展、壮大更多的是靠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大批西北根据地领导人在实践中的积极努力以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民党封锁以及根据地的闭塞和信息的不通畅等原因，陕甘边根据地获得井冈山根据地相关信息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刘志丹等领导人以及广大的陕甘边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即斗争中心从城市转到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并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好转，革命力量日益恢复并获得巨大发展。各地武装起义不断发展，在中国大地上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1928 年 10 月 14 日，在井冈山茅坪召开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次大会决议案的一部分，它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成功的。
（二）两块根据地共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过程中，在艰难困苦的战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条件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革命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西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解决了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工作制度，逐渐克服了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使西北党组织成为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强的战斗堡垒，使西北根据地（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形成为西北根据地） 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革命是沿着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创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实际上坚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正确方向，即突破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开始探索在中国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也从1928 年初起通过多种途径在全国各地陆续传播开来，其中党中央的肯定和赞扬起了重要作用。李长春指出：“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这是 80 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10]
总之，陕甘边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为建立这两块根据地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都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充分认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功绩外，必须正视其它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陕甘边根据地及其创始人的历史功勋，正如薄一波指出的那样：“刘志丹同志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陕西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志丹和子长同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共同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杭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如果当时没有这块根据地，中国革命很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磨难和曲折。这是志丹和子长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1]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2］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3］陈永恭，秦生.星火燎原燃西北———西北根据地创建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4］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5］梁星亮，姚文琦.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6］罗学渭，肖长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M］.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7］桂玉麟.井冈山革命斗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8］李建国.论“左”倾思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害及其与西北革命党人的分歧［J］.甘肃理论学刊，1999（6）.
［9］阎红彦.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61.
［10］李长春.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 10- 30.
［11］薄一波.一切为着人民—《刘志丹纪念文集》序［J］.中共党史研究，2003（6）.
（作者分别系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