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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内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研究述评

                                              凌弓 

   一、主要成果和特点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而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围绕毛泽东的政权、经济、军事、民主等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论文看,含有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关键词的有60余篇,如石仲泉的《中央苏区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王玉福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执政为民思想初探》等,另有一些间接涉及本专题的论文。就著作言,有余伯流、凌步机的《毛泽东与瑞金》、李小三主编的《让历史告诉现在:毛泽东等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领导方略》、蒋伯英的《毛泽东非常之路》,此外,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央苏区史》也有涉及。这些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本专题研究,也为本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学理基础。

  综观近十年学界对本专题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和特点。第一,研究内容更多的与现实相结合,在历史研究中揭示对当下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的内容。如民主思想、干部教育、政权建设等,都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不少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这些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显而易见是希望从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寻找思想资源。第二,将研究的深度与宽度相结合,从宽度中提升深度。单向度的研究在以往革命人物的研究中较为常见,如论军事思想的就只讲军事思想,但近年已有研究者将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宽度结合起来,如谢敏华的《1927-1934年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民主思想与实践略探》,即是在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又挖掘其民主思想,把军事与民主相结合。这种方法还体现在其它专题研究中,反映出学者们的研究思路有新的发展,同时研究空间也被拓宽。第三,形成了固定的研究基地和颇具特色的研究队伍。从地域上看,目前本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西和福建,尤以江西为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等集中了一批本专题研究人员,并各具特点,如余伯流侧重毛泽东的整体研究和经济研究,谢一彪侧重政治,谢敏华侧重民主等,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填补了不少空白。

  二、主要观点

  (一) 关于军事思想

  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围绕武装斗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时期得到重要发展,因此也成为学界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一个重点。

  1.主要内容。刘诚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同时又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军事思想,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形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五方面,即坚持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设党领导下、有严格的纪律和三位一体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从这些思想的形成发展看,基本上都经过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实践。[1](P51-55)

  2.军队建设。龚运长认为,纪律建设是毛泽东治军的核心内容。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1933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更是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明确规定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的命脉。[2](P17-20)高平平等指出,政治建军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最大特色。它改变了中国传统雇佣军队的陋习,创建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新型军队。毛泽东在这方面有几大创举,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等三大民主制度,实行官兵一致等三大原则,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打仗筹款生产等三大任务,建立党的各级领导组织等。[3](P10-16)刘国语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认为,主要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确立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坚持政治与军事的辩证统一,建立和实行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加强红军正规建设,不断提高官兵军事素质等。[4](P11-18)

  3.战略战术。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在苏区三次反“围剿”中逐步形成的。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胜利后他总结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并提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第二次反围剿完善了上述战略战术原则,并提出红军反攻开始打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三原则;第三次反围剿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穿插突围,声东击西”的打法,从而完全形成其战略战术思想。[5](P50-52)

  4.军事思想的来源。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不少军事观点来自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如古典兵学崇尚“道”,强调“义兵”、“义战”,毛泽东则将战争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强调共产党人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孙子兵法主张“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等作战原则,毛泽东则从中引申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6](P23-26)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受到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影响。如他根据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依据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等。[1](P51-55)还有学者指出,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坚持毛泽东提出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武装斗争为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理论密切相关。[7](P23-26)这一观点颇有新意。

  5.红军学校建设。有学者认为,苏区红军学校源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教导队。在苏区红军学校建设中,毛泽东不仅提出要“加紧政治训练”,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而且提出把为军事斗争服务,作为红军学校建设的中心任务。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战争需要及后来的军队建设,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8](P79-86)

  (二)关于政权建设思想

  中央苏区时期诞生了党领导下第一个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共和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苏维埃政权。有学者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组织形式、基本任务等多方面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其性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写得非常清楚,即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其基本任务,即毛泽东讲的“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9](P19-22)

  2.基层政权建设。谢一彪认为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倡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实行代表主任制和代表固定联系居民制,使苏维埃政权与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实行基层苏维埃委员会制度来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使苏维埃政权成为民众生活的管理者。[10](P1-4)李正华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在三方面:一是思想重视。他把基层政权比作“苏维埃塔脚”,指出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就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即城乡苏维埃。二是推动基层政权建设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即通过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法律法规和监察、检查制度,来保障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是发动群众参与政权建设,将民主选举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形式,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11](P66-69)

  3.执政为民思想。王玉福认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一是政权为民所有,即“完全依靠于民众”;二是政策要为民谋利,即对广大民众来说,“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像“铁屑之追随于磁石”;三是干部要勤政为民,即倡导面向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痛痒、对群众负责的干部作风。[12](P18-21)

  4.廉政思想。李小三等认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政府廉洁,在他的领导下,苏区多管齐下,从法制、审计、舆论、群众等六个方面实施廉政监督制度。同时,中央苏区各省、县、区委都成立党务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还成立工农检察部,所有干部从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被当年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报告中称为“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一结论完全符合实际。[13](P247)唐安杰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后,毛泽东针对苏维埃政权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现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发布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提倡节俭、反对贪污与浪费等,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14](P21-23)

  5.局部执政的经验。有学者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苏区长达4年的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些经验主要有:首先坚持执政为民,真心真意为群众谋利益。如为使农民在经济上翻身,在农村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土地革命。其次注重经济建设,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基础。如通过一系列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等。再次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如建立了市乡代表会议制,吸收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基层政权民主管理等。[15](P151-154)

  (三)关于经济建设思想

  较之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更为科学和完整,也是其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初成阶段,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1.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他在批评“革命战争环境不可能谈经济”和“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两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既明确了两者关系,又为苏区经济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16](P25-28)

  2.土地革命。余伯流认为,毛泽东为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他在赣西、赣南的大分田运动中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富农占据肥田,一个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1931年2月,他依据苏区中央局指示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信中,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已在中央苏区形成。[17](P118-119)李小三等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毛泽东给曾山的信,对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起了重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生动展示。[13](P71-73)

  3.工农业生产。余伯流认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是发展苏区的基础”,并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付之苏维埃经济建设实践。[18](P115-122)陈胜华认为,对苏区工业建设,毛泽东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自给。性质上既有国营,又有集体和私营;手段上市场和计划相结合,既要市场调节,也要“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19](P13-15)

  4.经济成分与财政金融。彭迪云认为,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基础上提出,必须同时发展苏区多种经济成份,即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保护、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雏形。[20](P4-6)余伯流认为,毛泽东财经思想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收入,以厉行节约来减少支出。他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确定的货币政策是,“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同时苏区还发行了“苏维埃国币”。这些政策措施对稳定苏区金融、抵制国民党对解放区金融秩序的干扰起到了重要作用。[21](P118-124)

  (四)关于党的建设思想

  党的建设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多方面内容展开深入的探讨。

  1.思想建设。有学者认为,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鉴于党员来源变化引起党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加强思想建设。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更是把思想建设作为头等大事,作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主要方法。在印刷条件极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等一批马列著作,并创办了专门培训党员干部的学校和训练一般党员的训练班,为提高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作出了贡献。[22](P117-120)

  2.组织建设。刘发国认为,苏区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一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还是贯彻执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如以选举制产生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对一些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三是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如针对红四军中存在一些不合格党员情况,毛泽东等提出以后入党的新成员,政治观念要没有错误、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等,为后来党的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23](P33-35)

  3.党风廉政建设。李孟卿认为,毛泽东是把廉政思想作为廉政建设的治本手段。他在苏区领导党风廉政的主要内容是: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本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查处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动用各种舆论进行宣传教育。[24](P42-44)陈克鑫等认为,毛泽东在抓党风建设中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应率先做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和其他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苏区树起了一座丰碑。[25](P24-25)凌步机也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有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廉洁自律的好作风,这同毛泽东等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和模范带头分不开。[26](P67-73)

  4.干部队伍建设。有学者指出,当时苏区干部非常缺乏,毛泽东把干部教育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重要内容。先后创办了培养党、政、军和理论干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政治军事学校、高级师范学校等,毛泽东还亲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并在一些学校上课。学校把培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干部作为宗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宝贵人才。[27](P80-83)

  (五)关于民主建设思想

  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近年一些学者结合党内民主建设挖掘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成为本专题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1.军事民主。谢敏华认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形成,其中贯穿着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进一步强调军民一致,如指出人民军队是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丰富了官兵平等和军队民主管理思想,如提出官兵生活平等、薪饷平等、士兵参加军队管理等。[28](P98-100)

  2.政治民主。谢一彪认为,宪政理论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苏维埃宪政建设的理论,主要有:民主选举,主张苏维埃的选举权属于工农群众,杜绝上级定下名单后再由选民大会选举。民主执政,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代表,管理苏维埃政权。民主监督,即政权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苏维埃工作人员。[29](P35-39)

  3.经济民主。谢敏华等认为,首先,提出保护工人应有的各项权利。最主要是享有劳动权。同时,毛泽东参与制定的《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其次,提出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主要是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统一累进所得税;通过低利借贷,帮助农民发展生产。[30](P51-54)

  4.文化民主。谢敏华等认为,主要包括思想民主和教育民主。思想民主方面,毛泽东倡导党内民主,如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同时主张尊重人民内部有不同思想的现实。教育民主方面,毛泽东赞扬苏维埃“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主张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群众享有言论、出版、文化创作等种种自由,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等。[30](P51-54)

  5.人权思想。谢一彪认为,毛泽东在苏区时就提出苏区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依法拥有人身自由权利,享有选举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受教育、婚姻自主权等;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同时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这些权利,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31](P23-25)

  (六)关于调查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实地调查最为密集的阶段,留下了10多个调查报告,内容极为丰富。目前的研究较集中于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苏区的调查研究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石仲泉认为,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进行的毕生最有史料价值之一的调查,这次调查对他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是孕育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雏形的实践基础。此外,调查研究是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根本方法,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调查之后而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调查,既为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提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调查研究理论、土地革命理论、根据地建设理论等。[32](P51-54)

  梁柱认为,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兴国调查就蕴涵着毛泽东所遵循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路线,这次调查使他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错误,对贫雇农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33](P1-7)

  也有学者论述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妇女情况的调查,认为这些调查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中国农村妇女问题进行的一次广泛、真实的调查,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调查既使毛泽东看到妇女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痛苦比一切人大,又看到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为之后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妇女作用的观点奠定了基础。[34](P7-9)

  三、几点不足与评说

  近十年学术界对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本专题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与拓展的地方。

  一是关联性研究还比较少。尽管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但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还是明显不足。其实,毛泽东的各方面思想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完全可以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透过经济思想揭示其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等,这样研究,可能对毛泽东的思想会有另一番解读与认识。

  二是研究形式尚欠多样化。近年本专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就毛泽东个人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而以比较形式研究毛泽东在苏区的思想几乎没有,使得毛泽东研究稍显孤立。笔者以为,本专题比较研究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就横向言,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思想进行比较;从纵向看,可与毛泽东其他时期如井冈山、延安时期同类思想进行比较,这有利于把握其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考察其思想的历史地位。

  三是分析方法有待突破。目前本专题多数研究,仍持历史分析的方法,这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人物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复杂的,如苏区时毛泽东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有当时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如果仅从文献和历史角度去解读显然不够,也较难释清缘由,若能运用经济学、哲学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揭示其产生的经济根源,既能打开思维空间,又能使研究更加深透。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点,但极少,寄望学者们在这方面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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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