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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与启示

                        蒲丽娟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局部执政,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尽管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的民生建设有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千方百计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也留下了很多历史经验,包括民生是立党治国之本、发展经济是民生之根、社会建设是民生之路、共享和平是民生之向。总结其经验对于新形势下解决民生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民生;经验

  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一条红线。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局部执政、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的民生建设虽然有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千方百计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总结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一、民生是立党治国之本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中央苏区时期更把民生建设提高到了立党治国的高度来强调。

  1.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也是红军的根本宗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1]138-13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央苏区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努力解决广大群众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带领大家挖“红井”,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他们被称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2.解决民生问题是中央苏区执政的关键

  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137。在总结《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工作经验中毛泽东指出:“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政府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1]325。

  3.重视群众生活中的小事,是民生工作的根本方法

  对于怎样做好民生工作,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特别强调:“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这些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小事,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

  正因为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全心全意地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中央苏区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当时中央苏区群众对踊跃参军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人数就达三十三万余人。在几次反围剿过程中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几乎达到了无私的程度。第三次反“围剿”时,“在池江和水口战斗中,天气炎热,仗打得异常激烈,粮食一时供应不上,随军的担架民工就把自带的粮食让给部队,保证了战斗胜利”[2]。

                     二、发展经济是民生之根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从地主土豪劣绅手里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基点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

  1.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1930年8月,苏维埃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共四章三十一条,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土地法。1931年春,形成了党历史上第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在土改中,确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及田地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等原则[4]。

  2.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第一,组织劳动互助社,克服中央苏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摧残,广大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中央苏区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调剂劳力,互相帮助,充分发挥互助劳动的作用。为了加以规范,中央苏区政府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从政策上指导和规范农村的劳动互助组织。第二,开展劳动竞赛,调动积极性。中央苏区发挥了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作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表彰先进模范,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第三,进行农田改良、水利建设。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中央苏区政府组织群众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各级土地部设立水利局或水利委员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33年2月苏维埃政府下发开垦荒田的训令,规定:“今年开垦的土地,免收土地税三年,富农开垦的,免收土地税一年,……”。

  土地改革及发展农业经济的相关措施使苏区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苏区粮食连年增产。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据地农民为红军和苏维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供给了1.5亿斤粮食。[7]226苏区农民回忆说:“土地革命前,每亩收粮食约100斤左右。而分土地后的1933年和1934年,每亩就收到200斤至300斤粮食,增产1至2倍。那几年是大丰收,吃干饭也吃不完,自己也可以杀猪过年。”[5]

                     三、社会建设是民生之路

  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中央苏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在制定政策、方针、措施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对解决中央苏区群众的民生问题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1.废旧立新,提倡社会新风尚

  在社会风俗方面,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废除封建宗法、迷信思想,倡导健康、科学、自由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中央苏区政府是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和《保护妇女儿童条例》。从法律上确定妇女、儿童在家庭、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为落实各项权益,中央苏区政府从中央到省、县、区一级均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2.教育方法灵活实用,实施全民教育

  在教育方面,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使工农群众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并享受教育权。中央苏区教育有小学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红军、干部教育等多种类型。教育方法灵活实用,教育内容紧贴实际,形成了以民教民、互助互学、全民皆学习、全区皆学校的波澜壮阔局面。为加强领导与管理,中央政府设有教育人民委员,下设中央教育部,省、县、区政府都设有教育部,乡政府设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组织领导工作,并且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训令、条例和大纲,如《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条例》等指导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开展。

  3.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解决群众就医难问题

  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央苏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通过《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制订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和《中央苏区卫生运动纲要》,提出了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具体办法,要求城乡各级政府都要组织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卫生工作负责,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之间,普遍开展卫生运动竞赛。中央苏区政府还急群众之所急,在各县区内务部卫生科设立诊所,方便群众看病。

  4.为劳动者立法,保障劳动者权益

  中央苏区政府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先后制定了《劳动保护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力。在社会保险中,由雇主按全部工资总额的10%~15%支付社会保险基金,被保险人不付保险费。这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律,对于提高工人群众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

  在当时外有强敌,内有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社会建设。通过社会风气、教育、医疗、劳保等方面的建设,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很多现实问题。中央苏区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疾病大为减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在消除文盲的同时,也扫除了一些封建陋习,提升了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人民过上了健康文明的生活。

                     四、共享和公平是民生之向

  在发展经济进行社会建设的同时,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对中央苏区民生工作的发展方向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重视共享和公平是中央苏区民生工作的特点和方向。

  1.共享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方法

  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在领导群众解决民生问题时特别注重把群众组织起来,主张农具共享,物尽其用。在群众中提倡耕牛互助、合股购买耕牛来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犁牛合作社起初称犁牛站,首倡于瑞金武阳区石水乡。1933年4月,中央苏区政府发布关于在全中央苏区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以后,人民共享耕牛农器,分散经营使用。犁牛合作社得到较大发展且不断扩大规模。到1933年5月,兴国县有犁牛合作社72个,社员5 252人;长汀县有犁牛合作社66个。瑞金叶坪乡的犁牛合作社还被《红色中华》誉为“模范犁牛合作社”[7]。

  2.社会公平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追求目标

  在旧社会最大的不公就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公,由此而形成人的等级观念,因此土改首先打破了封建等级的根基。但是苏维埃诞生于旧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央苏区干部的主要成份又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就容易产生官僚、贪污等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中央苏区政府特别重视廉正建设,坚决抵制利用职权造成社会不公的现象。从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确保政府廉洁的措施。包括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建立和健全苏维埃民主制度,以及在反贪风暴中建立了以法制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使得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成为传遍全国的兴国山歌。在坚持社会公平的同时,毛泽东强调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早在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指出:“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的大小一样。勤务要派的一样平,稍微多一点就不肯。甚至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应指出平均主义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五、几点启示

  中央苏区的民生建设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定了社会,支援了前线,巩固了政权。总结其经验对于新形势下解决民生问题的具有重要意义。

  1.民生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群众革命的党,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取信于民的金钥匙。正是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群众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在中央苏区时期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壮观场面。在党和革命受到重创的时刻扩大了红军队伍,壮大了党,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怎样为人民执好政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难题。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切实解决好群众衣、食、住、用、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把关注民生真正变成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具体行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2.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走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央苏区的民生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1933年的《才溪乡调查》显示:1933年才溪乡在常住人口只剩三千多人,且以老弱病残和妇孺为主体的情况下,仍然下设17个常设委员会,还有工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所有的人员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人民群众不仅是民生建设的受益者,而且是民生建设的主体,新时期的民生建设同样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这是党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为自己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极大热情充分调动起来,激发他们无穷的聪明才智和无尽的创造精神,尊重他们的创新实践,民生建设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3.民生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民生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民生的水平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任何超越时代的民生措施都将导致物极必反的后果,任何落后时代的民生措施亦因不能真正解决其应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导致社会危机。民生建设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从对象的需求来看,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仅有物质保障是不够的,只有配套必要的精神生活保障,才能更好地减少社会匮乏,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定社会秩序。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央苏区政府民生工作的重心在改善经济生活,在精神生活方面,只能通过戏剧社、歌舞团、农村俱乐部等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了近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期,这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单纯衣食住行的解决,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更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全盘统筹,扎实推进民生问题工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蔡长风.征途漫记[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7.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320.
  [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89.
  [5]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02.
  [6]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43.
  [7]熊吉陵,黄诚.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合作制经济建设[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120-125.
  [8]蒲丽娟.试析毛泽东农民养老思想[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9(5):7-10.

  (作者系南昌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