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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超越: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

                        张 侃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多方面的创新实践,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基于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历史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央苏区历史进行了专题性或全面性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论著。总体而言,政治、军事、经济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而妇女研究显得略微单薄,相关论文不多,专著更少。可喜的是,张雪英教授所著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中央苏区研究丛书》(田延光主编)中的一种面世,不仅丰富了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的专题拓展,而且把妇女史从政治、军事等范畴中解脱出来,有利于中央苏区历史研究的均衡发展。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酝酿”,讨论封建制度下的闽西赣南妇女生活与妇女解放思想对她们的影响;第二章“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讨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动员下,苏区妇女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行列的过程;第三章“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普遍开展”,讨论中央苏区妇女在教育、婚姻、参政、生产等方面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精神;第四章“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挫折”,讨论各种错误的政治路线与运动对妇女运动的打击;第五章“长征及游击战争中的中央苏区妇女”,讨论苏区妇女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第六章“毛泽东等领导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讨论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对妇女运动的推动作用,第七章“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妇女解放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在动力,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广大妇女激发了革命热情,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谋求着自身的解放。

  由于妇女史涉及面很广,能探讨的议题也较多,从妇女运动、妇女教育、妇女生活、妇女与政治等等均可着手,因此如何围绕着妇女在历史活动中表现的多层面特征,找准阐述重点,是开展研究的难点。《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的立意构想明确,基本上抓住了研究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核心,全书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中央苏区妇女的精神风貌、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如何?她们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上有何特点?她们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基于这些提问,全书分析了苏区妇女运动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注重宏观把握妇女运动的历史脉络,以妇女参与社会运动过程为主线,挖掘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及其体现。进而以唯物史观描述妇女运动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阐述历史结构中的妇女的贡献,突出她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使读者认识到,中央苏区的妇女在政治运动中有自己的目标和诉求,因为通过社会运动与文化教育,她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同男性一样,有着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她们卷入政治行动,源自于她们被挖掘的、对社会责任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思路论述苏区妇女,使苏区妇女运动的主体——“妇女”回归到了历史过程。

  历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史料是研究基础,论述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换言之,如果没有足够的史料,中央苏区妇女主体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妇女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最大问题是史料匮乏和分散,这也是以往中央苏区妇女史研究未能充分开展的瓶颈。本书之所以有良好的立意构思,就来自于踏踏实实的史料搜集工作。认真挖掘、发现和分析史料,忠于史实,是该书的基调。作者针对学界在资料积累上的缺乏,不仅查阅了当时出版的各种苏区报刊资料以及相关文件,而且还利用在闽西工作的区位便利,搜集大量的龙岩、赣州等地的苏区妇女史文献资料,特别是妇联系统曾征集、整理的宝贵资料。也正是充分掌握资料,作者才能对历史过程、历史人物和历史等进行较好的校勘、核实。进而梳理资料的相互联系,试图在尊重历史、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勾画中央苏区妇女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文化意识和团体意识,展现出完整的历史面貌,发现中央苏区妇女的真正特点。

  不过,如作者自己所言,该书的研究主要意图在于弥补学界研究的空白,因此还留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提升之处。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串联了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过程,初步达到了凸显妇女主体的目的。但需要指出,妇女史研究之所以强调“主体”,是与西方女权主义兴起有关,女权主义者强调性别差异,核心内容是摆脱男性中心史观,把妇女还给历史,把历史还给妇女,把妇女视为历史文化的主体,发掘她们的历史声音。在此逻辑之下,学者在提炼女性主体意识的时候,在其视野中,必须包含有对男性中心观的批评。女性主体与男性批评,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依存的,不可偏废。延循这一思路,展开中央苏区妇女史研究,一方面需立足于她们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揭示妇女的主观能动的历史表现;另一方面需强调苏区女性主体形成过程中男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分析女性,就可以相应地了解男性在革命中的种种态度。由此推进,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中央苏区的历史语境中,女性的的群体形象是怎样被塑造的,即男性观念为主导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活动如何使她们呈现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以及对于这样的社会形象,妇女本身、男性,又是如何看待的?对这一层面的问题,全书涉足不多,反而出现了一种阐述上的悖论,即力图从女性史的特殊角度探索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规律,但论述时,又将苏区的政治历程等同于妇女运动的历史历程。结果,全书以妇女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人格特征往往被掩盖,主体凸显不足。

  全书在妇女主体性问题的处理上,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不足,最为明显的是对妇女群体的差异说明。在社会运动的具体过程中,妇女群体并非同质人群。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既有上层的妇女运动领导者,也有广大的普通妇女;既有投身于革命浪潮中的妇女干部,也有默默地掌持家庭的红军家属。社会地位的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使这些妇女在认知与实践等具体表现上千差万别。全书缺乏深入的个案分析,难以从细微之处观察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进而无法“深描”妇女生活的丰富面貌,结果无力把握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和谐与冲突。

  另外,作者虽已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了挖掘,但这些资料以男性为中心进行记载,直接引用,可能会误解妇女的精神面貌。因而,在写作过程之中,必须考察史料的产生环境,点明其局限性,要尽可能地将史料置于时代背景下解读,避免断章取义。与此同时,作者还需挖掘现存于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党史办、妇联等机构多年前征集的口述资料。口述史料主要是通过访问有关人物而获得的,在自我叙述中,妇女们能更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形象与社会的关系。将口述材料与档案文件结合,能进一步展现当事人的主体经验与客观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