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 王冠中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宏观层面上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这些理论精髓和“内核”，运用于中共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重新审视中共历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以更好地促进该学科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共历史研究；学科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上，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其唯物性和辩证性，并将这种唯物的辩证的认识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本质上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符合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这些优点，它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发展问题所形成的总的理论观点和基本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真理性等理论品格，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2004年2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温家宝受中央委托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科学发展观不仅可以指导人们改造自然、改革社会，而且对文化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它是一个宏观层面上指导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就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贯彻到对中共历史各方面的具体研究中，按照这些理论精髓，重新审视中共历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在研究内容上，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历史研究，而且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研究。
一、“发展是第一要义”与中共历史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发展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事物的内因。由事物内因引起的向前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根据发展这一概念的哲学内涵，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对中共历史研究至少有如下几点启发。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党史研究者要大力加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或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各方面发展过程的研究。具体而言，这些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包括党自身的发展过程。对这诸多方面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过程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向前的、进步的运动过程，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向前的、进步的过程。就加强物质层面发展过程的研究而言，又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等等；就精神层面的发展过程而言，又包括党推动思想进步的过程，推动文化繁荣的过程，等等。在对这些具体发展过程展开研究时，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各个历史时期这些具体方面处于何种发展状态，旧事物是何种状况，新事物“新”在哪里，新事物为什么会代替旧事物，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替代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采取了哪些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发点与最后的实践结果是否一致，等等。在对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展开研究时，研究者都应该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有准确的把握。另外，这里还应该注意，在对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或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这些向前的、进步的运动展开研究的同时，是否需要对中共历史上一些倒退的变化和运动展开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汲取教训的角度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这种倒退对后来的发展有何借鉴?这也是研究者需要认真关注的。比如，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领导集体犯了“左”倾错误，按其出发点并不是要损害革命，而是要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是，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所用的办法不对头，不是科学的。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盲目进攻，拼命战斗，不讲策略。结果，形势不但没有发展，而且革命受到挫折，出现了危机。如果对此不展开及时的研究和总结，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挫折。
第二，在对研究者的要求上，党史研究工作者要树立问题意识，永葆创新精神，在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优化自己的思维方式，以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步。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基本精神贯彻到中共历史研究中，必须首先注重研究主体的自身发展问题。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问题的研究，其观点的形成和结论的得出，通常是由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资料占有、立场与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影响因素中，资料的发掘总会存在一定限度，立场与经历是个体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旦形成，改变起来也很困难。在此种情形下，更新知识结构和优化思维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长期以来，党史界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看做一门政治学科，这是因为它在1958年就被列为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认识提高了，随即提出问题，为什么同样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并不被人看做政治学科呢?党史工作者改变了思维方式，认识到把一门学科列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并不能改变该学科的性质。虽然中国共产党历史政治性很强，但它同任何一种历史一样，仍应该属于历史学科。可见，党史工作者要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自觉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优化思维方式。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必须学会辨别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主要是就发展的重要地位而言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某一历史时期可能会遇到许多“要义”，要解决许多矛盾，但面对众多矛盾时，我们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该要有个轻重缓急。同理，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的研究，也时常会面临诸多“要义”，要解决许多矛盾。这时，研究主体也应抓住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找出诸多要义中第一位需要解决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②中共历史研究主体，也应该掌握这一研究方法。
二、“以人为本”与中共历史研究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做到“以人为本”，就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个体和群体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上。个体既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与大家一同起作用，又单独起到别人不能起到的作用；群体作用则是在相互协调的、相互支撑的、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合力而成的。在中共历史研究中，既要研究个体的独特贡献，又要研究群体的合力作用，在关注精英人物研究的同时，也应关注普通人物及其群体行为、群体特征、群体意识的研究。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研究普通民众在中共历史上对反帝反封建和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事业，他们为革命任务的完成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当前的党史著作来看，对群体作用方面的研究很薄弱。现有的群体研究，往往是从与革命进程直接有关的角度考察，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至于那些与革命运动关系不直接的群体，如医务工作者群体、教育工作者群体、科技工作者群体等等，则很少有人去研究。而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和记叙，意义也很重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以及军队中，都设置了许多卫生防疫机构，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卫生防疫人员，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救治战场上的伤员，而且要防控疫病的流行，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他们的存在，根据地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目前很少见到相关成果。
另外，对普通民众个体的研究，目前也很不够。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使人了解到历史丰富多彩的一面。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普通民众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悲壮剧。《抗战》三日刊中有这么两段记载： 16岁女青年刘汉生，当临汾危急之时，不肯逃回湖北老家，毅然参加了山西抗敌决死队。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说：“在这紧急的中华民国存亡关头，每个中华的儿女应立刻尽他所学贡献国家，我虽没有什么学识，但我愿将所能贡献出来。”另外，江苏一佚名老人在家乡陷落后，困于上海，但在如此危难之际，却把自己沿街乞讨来的钱送到银行捐做救国金。中共历史上这样的平民活动举不胜举。将普通民众及其所在群体的这些事迹记载下来，其意义至少有二：一是这些普通民众的言行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对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意味着搜集历史素材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对一些看来不起眼甚至和历史无关的一手材料，以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在平民史视角中，它们都是构成历史的“血”与“肉”。
第二，注意对普通民众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发展变化历程的研究。中共历史研究要做到“以人为本”，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普通民众的群体状况研究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迁的历程。一方面，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总是首先反映在其物质生活状态的变迁上。例如，西服对中山装的替代，小洋楼对平瓦房的更新等等，这些虽然都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但却是赋有文化意蕴的历史研究课题，因为民众这些生活状态的变迁，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的具体体现，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又是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线，所以研究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精神历程的变迁，它是一些精英人物提出伟大理论的社会根源。如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就与千万普通民众要求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紧密相关。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总是会反映到语言、行动、社团组织和生活风俗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普通民众群体行为的研究，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些社会方面的变迁。这与我们倡导的社会史研究还有些不同，着眼于社会的社会史，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各种社会关系出发进行研究；而以人为本的平民史研究，则是将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强调人对社会的改造以及人在社会演进和变革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三，加强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人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为人民谋求自由、解放和幸福为己任，这主要体现在其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在改变，党在这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一个沿革和发展的过程，加强对这方面政策发展史的研究，从中找出这些方针、政策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不仅可以找出党在某些历史问题上出现挫折和失误的原因，而且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提供经验借鉴和历史依据。就“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本身来说，它也有一个来龙去脉的过程，此前我们一直提“为人民服务”，反映在党的路线上，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它的理论根基在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从理论到党的路线，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对这种沿革以及不同提法所处历史条件的研究，本身也很有意义。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与中共历史研究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自然也应在研究中贯彻这一基本要求，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共历史研究应做到“全面”。全面是一个哲学范畴，与之对立统一的另一个范畴是片面。全面并不是要求面面俱到，从辩证的视角来看，做到“全面”就是要防止片面的发生。同样，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做到“全面”，也并非是说事无粗细、大小和轻重之分，统统加以罗列和均衡研究，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视野要宽广，研究思路要开阔，研究方法要多学科交融。
要做到研究视野的宽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考察。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局，就必须考察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结果又会有哪些历史影响，这种纵向的时间跨度要能够拉得开，视野才能变得宽广。以北伐战争为例，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这条主线，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其历史影响又成为导致土地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纵向的视角贯通。就横向的空间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受到过各种国际思潮的影响，而且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这种空间跨度的范围越大，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准确和客观。实际上，这种视角的宽广，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研究思路的开阔，则讲的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问题。同一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理论作指导，由此产生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模式，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并不一致。就中共历史研究来说，多年来都是用政治斗争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史界提出应该把其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中去考察，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而政治斗争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研究者要做到思路开阔，就必须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博览众家之长。
强调多学科交融，就是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精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要能够熟练运用。比如，中共历史研究与社会学“接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由此兴起了史学研究的社会史“热”。1991年，笔者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从社会史的内涵、功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等方面，来开拓党史研究的新视域。此后，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与此前相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共历史研究之后，使得对社会生活的关照空前细腻，一些此前不为人所过问的领域，也开始有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另外，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党史研究，带来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史料搜集范围的扩大。以前学者很少关注的民意测验等相关材料，在研究中现在也逐渐派上了用场。需要说明的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主要是用其他学科的有关分析思路，而不应该生搬硬套。
第二，中共历史研究应做到“协调”。就协调的本义而言，是指事物分散的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和谐一致，以使整体达到一种最优状态。中共历史研究要做到协调和相互配合，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党史研究要科学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劳动。一些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对同一题目展开重复研究，既在材料上没有任何进展，又在观点和理论水平上缺乏创新，由此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所以一些主管机构和部门，在课题的立项审批和资金发放上，应该注意这种研究内容上的协调。从党史学界来说，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不能只管各地党史研究室，而应该照应到整个党史界，每年做出意向性规划，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课题。导致重复劳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党史学史把握不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前人已经有了完整的研究成果。自己白费了半天劲，成果出来后才知道因孤陋寡闻而造成重复劳动。
要协调，党史研究还应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都很重要，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研究内容上，首先要协调中共历史各个时期的研究。不能因为强调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轻视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就当前中共历史学科的基础研究而言，如下几个方面比较薄弱：一是对学科体系的建构，具体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时段划分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在指导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像生产力理论、现代化理论、历史主义态度、历史评价标准、比较法、计量法、逆向考察法、系统分析法等等；三是在分支子学科的发展上，如党史史料学、党史目录学、党史文献学、党史版本学、党史校勘学等。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共历史学的基础研究，其研究力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强调中共历史研究的协调性，还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共享。当前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利用上。就现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可用资源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县甚至乡镇，各级都有相应的党校或党史研究室，资源可谓丰富。但由于各机构或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严重，由此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这也是出现重复劳动的制度根源。如在档案资料的使用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开放的资料原本就比较少，一些档案馆还以中央有规定为由，本来可以开放的资料，他们为了自己出版东西赢利，而有意对读者进行信息封锁，即便是可以对读者开放的资料，也是拐弯抹角、手续繁杂。这种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既不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在封锁的条件下，协调便无从谈起。另外，当前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协作也很不够，有材料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跟不上，有新思想的却缺乏一手材料。这种情况如不从根本上转变，很难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共历史研究要做到“可持续”。任何学科，要使其研究具有可持续性，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研究的科学性，它涉及学科的性质问题，只有科学的东西，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经久不衰；二是研究能力的开拓与创新。就党史学科而言，做到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是永葆研究具有生命力的要务。
坚持科学性。对于中共历史学科的性质，以前争议颇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界定为历史学科之后，党史学界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外界，对中共历史学则很不理解，认为它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要正视这些意见，保持研究的可持续性，就必须凸显学科的科学性，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事实上，在实际研究中，不坚持唯物史观的现象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一些研究者往往就简单地使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这就不对了。其实，无论引进什么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
保持创新性。勇于创新是科学研究可持续的原动力。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实际上也存在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着眼于原有史料的重新阐释和新史料的发掘，这要下很多功夫。新史料的发掘有时是很难的，因为容易找到的史料，早已被人使用过，所以研究者要想各种办法去找。当然，这种事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时刻注意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新的文献资料，以便即时使用。另外，还应该从海外和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找到一些国内同行看来比较新的材料，在考证其真伪性的基础上，加以使用。对原有的史料也可以重新审视。比如，五四时期的期刊众多，过去丁守和、殷叔彝、张允侯等编写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起了很大作用，但至今已有数十年，现在看来有些认识需要重新考虑。所以，这样的工作，也应该要下功夫去做。另一种是强调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创性研究。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当然也并非易事，就是党史界的许多大家，有些对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重视不够，这与党史学界多年来长期存在的基础理论薄弱的现象不无关系。另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和接班人，对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党史专业点，在课程设置和导师的教授方式上可以考虑进行配套改革，党史专业的学生应学习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各个学位点可以尝试与相关学科的院系或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出知识面更为宽广，更具创新精神的后备军。
另外，要使研究具有可持续性，还应重视研究课题的选择。比如，研究人物一定要是有著述、有影响的人物，与党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联的人物。不然，研究一下就没有可以再深入研究的内容了。
四、“统筹兼顾”与中共历史研究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将这一根本方法贯彻到中共历史研究中，至少会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三个方面启示。
一方面，要大力加强中国共产党贯彻运用统筹兼顾方法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统筹兼顾方法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为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抗战，于1942年1月28日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除了重申“实行减租减息”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这些政策的制定，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兼顾到地主和富农的利益，有利于调动他们抗战的积极性。再如，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建设，则是搞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组织基础和力量源泉。这三个法宝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体现出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统筹兼顾科学方法的历史同样也需要重点研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十大关系，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了“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强调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论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③这里的“历来”，与上述胡锦涛强调的“一贯”是一个意思。由此也更突显出加强中国共产党贯彻运用统筹兼顾方法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要运用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来推动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当前，中共历史学科发展有很多成绩，出了很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上文所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协调问题，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在研究投入上的不协调问题，人物研究中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不协调问题，中央党史研究机构与地方党史研究机构在资源共享、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协调问题，研究者自身的史识、史才、史德与资料占有之间的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之间的矛盾，等等。在新世纪要推动中共历史学科走向繁荣，就必须正视这些矛盾，用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来协调和处理这些关系。
再有，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强调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在自然界和社会中诸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关系。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时，就要注意不能孤立考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要仔细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等等诸方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影响。这样，研究的成果就不会简单化，而是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以及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在史料搜集、课题选择、历史事件的原因分析、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具体方面和环节，自觉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要求，来推动中共历史学科发展。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在研究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项需要研究者和相关主管机构长期努力的工作，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优化，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参考文献：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32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86页。
（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