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流
[摘要]古田会议前,在党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红四军领导层和指战员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正是这场争论,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争论的缘起是前委和军委运作中的关系协调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维护前委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妥善正确地处理了“朱毛之争”,维护了党内团结和党内和谐,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研究红军初创时期党和军队建设中的这段鲜为人知又十分重要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内和谐,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红四军“七大”;党内争论;古田会议
研究古田会议,探讨古田会议与党和军队建设这个主题,必然要触及古田会议前党和军队建设中的一场党内争论,即红四军党的“七大”纷争。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更深层地了解古田会议的历史底蕴及其重大意义。
一、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争论的缘起
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事情的原委要从红四军下山说起。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内就设有前委和军委。前委是中央任命的。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1〕,即前委管辖特委及军委,地方管特委,军队管军委。中央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是红军和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摆脱经济困境,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出击,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红四军下山后一路很不顺,两个团3600多人即遭到赣敌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的围追堵截,红军战斗频频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构想落空,红军在寻乌圳下又遭到敌军伏击,军部被打散,伍若兰被捕,何挺颖牺牲,部队处于绝境之中,“是为红军最困难的时候〔2〕。2月初,毛泽东在寻乌罗福嶂大山召开了一次前委会,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现在军情紧急,部队实行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朱德(时任军委书记)表示同意,陈毅也赞成。于是,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3〕。这一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部队改制、军委撤销以后,红军提高了战斗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实现了东固会师,然后首战长岭寨,击毙郭凤鸣。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
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却逐渐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的错误思想。红四军自下山以后,鞍马劳顿,戎马倥偬,且频频遭强敌追击,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这都制约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中央来信告诫朱毛红军“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并要求朱毛两人必须离开红军:“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4〕朱毛离开部队,红军群龙无首,这怎么行?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是受共产国际和布哈林“鸡汤论”的错误影响而写就的,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急剧滋长,其中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一方面以坦荡的胸襟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毛泽东写道:“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5〕这一招很高明,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政治智慧。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成命。
三是红四军领导层内出现歧见。罗福嶂会议后,由于取消了军委,领导人分工不尽合理,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工作重心移至军务,过问军务过多,军长朱德觉得有碍司令部工作,认为毛有“家长制”,主张“恢复军委”;毛泽东因此认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觉得军长“久屈欲伸”,有“与党争权”之嫌。红四军领导层有这种歧见,且愈来愈深。到6月1日,毛泽东在永定湖雷致信中央表示:“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四是刘安恭的到来引发了党内纷争。是年5月初,中央派了一个要员刘安恭到根据地任职。刘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是老乡,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参加过南昌起义,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来又留学苏联学习军事。当时部队很崇尚在苏联留学军事的专家,又是中央军委派来的,朱、毛、陈根据军中情况,决定恢复军委,安排刘安恭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俨然成了朱毛红军的三把手,位居陈毅之前。可是,刘一上任就召开了军委会议,既不邀请前委书记毛泽东参会,而且作出一个决议,竟然规定“前委应只管地方工作”,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等等〔6〕,提出很多谬论。刘安恭的意图显然是要架空前委,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和毛泽东叫板。刘安恭甚至还搞宗派活动,喧染红军中有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对中央派,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引起部队官兵中极大的思想混乱。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汇合”作用,“爆发了争论”,终于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朱毛之争”。
二、红军“七大”纷争的真相与中央“九月来信”的裁决
“七大”纷争前后的关节点,根据我掌握的档案文献资料,兹梳理如下:
永定湖雷会议。是年5月底,为了消除混乱,统一认识,确定军队的领导机制,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永定湖雷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当前军队战斗频繁且经常转移,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机构,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7〕,因此主张撤销军委。毛的意见得到了林彪(红一纵队司令员)、江华(前委秘书长)、谭震林(前委委员)等人的支持。而军委书记刘安恭却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8〕。刘的意见得到了军长朱德等的支持。红一纵队党代表陈毅则居中调停。争论结果,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湖雷会议开到深夜,不欢而散。
上杭白砂会议。白砂会议前,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信,一是劝毛不要辞职,要和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二是指责军长存有“封建关系”、“政客手段”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四点书面意见: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领导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分歧在前委和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的问题”;4、“前委在组织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9〕。白砂会议上,又争论迭起。争论的焦点仍是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林彪等主张撤销,朱德、刘安恭等主张保留。“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10〕刘安恭肆意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11〕。与会同志的态度,仍同湖雷会议一样。最后,会议愈争愈烈,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12〕鉴于毛的坚决态度,会议就军委的设置举行表决,结果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调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
毛、朱陈述不同意见。白砂会议虽然解决了争论的焦点问题,但红四军党内仍不平静。刘安恭不满,到处游说。毛泽东认为在组织指导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了,执意不肯收回辞职意见。为维系前委工作运转,前委遂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要求毛、朱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以统一认识。毛泽东即于6月14日以《给林彪的信》为题,写一长文,综合提出了红四军党内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等14个问题,供党内讨论。这14个问题,后来实际上构成古田会议的主基调和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的主要思想和核心观点是:1、“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2、“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3、“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4、“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毛泽东由此认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信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辞职”的四条理由,其中强调提出:“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或休息一个时期”〔13〕。6月15日,朱德也发表《给林彪的信》一文,表示了三点不同看法:1、“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说我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我“不能接受”;2、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3、毛泽东强调“党员的自由要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为却是自由的,不服从中央调动。”〔14〕毛、朱的文章,都刊登在红四军当月出版的第三期《前委通讯》上。
“七大”纷争及其评析。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结局。在毛、朱的公开文章发给全军将士讨论的基础上,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陈毅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朱德等都作了发言。会上,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党内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认为流寇思想“不是事实”,主张“集权制领导原则”是一种“家长制倾向”〔15〕。在会上,朱毛之间发生了争论。陈毅以团结为重,做了必要的斡旋、调解。他诙谐地说:“你们朱毛两个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之间,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16〕会议对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都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表示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17〕
大会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在分析“这次争论的原因和性质”时认为:争论的原因有五:(1)由四军的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所产生的不统一的思想歧异;(2)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所引起的意见纠纷;(3)组织不完备,如党代表兼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朱毛(军长、党代表)的责任心重,都爱多管;(4)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5)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18〕。至于争论的性质,决议认为:“这次争论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 〔19〕决议案对“七大”争论的原因与性质的分析和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决议案在“总批评”中认为:“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出现严重争论,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代表大会为此决定:“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决议案结尾提出了“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去”等口号〔20〕。大会最后。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前委委员。但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以多数票当选为前委书记。
纵观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党内的纷争和“七大”召开全过程及其所通过的《决议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与学界同仁共商:
第一,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并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如毛泽东所言“是历史的结穴”,根本原因在于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所致。
第二,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其性质既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什么个人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传统观点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工作方式”之争,而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建设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当然也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正如毛泽东后来(1944年3月15日)在致华中局电文中所说:“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21〕。
第三,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的会议。说其具有积极意义,表现在会议初步总结了红四军创建两年来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会通过的决议后来呈报党中央审查,为后来党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议问题和红四军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依据。说其存有严重错误,是“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特别是在未报中央批准之前就擅自改选红四军前委,致使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使前委“顿失领导中心”〔22〕。
第四,陈毅本着“结束争议,增强团结”的宗旨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对会议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负有某种领导责任,但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好的。他在“七大”上被选为前委书记,乃党内民主选举的结果,不是什么“反毛”、“夺权”。
第五,“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23〕。
中央“九月来信”的裁决。毛泽东在“七大”落选后,随即离开部队,来到闽西蛟洋、苏家坡、牯扑等地,一边养病、隐居、读书,一边做点地方工作。7月底,中央指令红四军派员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在蛟洋前委紧急会议上,陈毅征得毛、朱同意,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请毛回前委主政,毛坚辞不受。于是,前委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8月,在毛泽东去闽西养病、陈毅去上海开会期间,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取得胜利,收复龙岩,攻占上杭,并于9月下旬在上杭太忠庙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前委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准备,“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24〕后来,红四军主力又冒进东江,攻打梅县,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时,军中郭化若、彭祜、罗荣桓、张恨秋等基层指挥员纷纷致信毛泽东,强烈要求毛回军主政。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政治小鬼”,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25〕陈毅在上海期间,撰写并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的报告》等。8月29日,中央讨论了陈毅的报告,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小组,以周为召集人,解决红四军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了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一字未改,于9月28日以中央名义签发,史称中央“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正确、稳妥地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加强和改进红四军中党与军队的建设,具有极为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九月来信”在“红军中党的工作”中明确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 〔26〕在“朱毛问题”中,还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27〕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对“朱毛问题”的裁决,简言之归结两句话:一是“前
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二是“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是年10月22日,陈毅携带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随后,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蛟洋苏家坡给毛泽东,并致信毛,诚请毛回军主政,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28〕11月18日,红四军抵达上杭官庄,23日攻占长汀。毛泽东在苏家坡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亲笔信后,非常欣慰,即于11月26日抵达长汀,同朱、陈会合,回到前委领导岗位。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29〕12月初,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偕同朱德、陈毅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新泉整训”。随后,部队进驻上杭古田,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各种调查会,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于12月28日胜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
三、古田会议的精神
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引下,经过毛泽东、朱德、陈毅诸同志的努力,开得很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果,解决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以来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是红军初创时期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此,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党和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古田会议的亮点是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核心理念是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所谓思想建党,正如决议所指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所谓政治建军,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不注重政治和政治工作,“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30〕这实质上就是“党指挥枪”的思想的一种原始表述。
那么,古田会议精神又是什么?如何概括、表述?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是一种结果,一个过程,不属于精神层面的概念。古田会议精神的概括,当然见仁见智,可以讨论。笔者认为,一种精神的概括,一要作原生态的研究,原汁原味,符合历史实际;二要能穿透时空,富有现实意蕴;三要简明扼要,大众化,精准上口。我思考、斟酌,古田会议精神可概括为16个字:团结和谐,听党指挥,坚定信念,开拓创新。具体解读,以史为证。古田会议经历“七大”前几次会议的纷争,在党中央和周恩来以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维护了党内和谐;古田会议坚持党的领导,强调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际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即在古田赖村发表了《给林彪的信》,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论断,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古田会议前毛泽东代表前委提出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会后不到两年就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这个具有国家形态的新生红色政权,这就是党和红军开拓创新的辉煌成果。
注 释：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3〕〔7〕〔8〕〔12〕〔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77、276~277、276~277、278、281页。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5〕《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页。
〔6〕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
〔9〕江华:《追忆与思考》。
〔10〕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11〕〔14〕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
〔1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5页。
〔16〕〔17〕〔25〕〔28〕《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10月下旬,内存文献资料。
〔18〕〔19〕〔20〕《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1929年6月22日于龙岩,内存档案文献资料。
〔21〕毛泽东:《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22〕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7页。
〔23〕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议》,《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24〕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220页。参见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26〕《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1页。
〔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29〕《毛泽东致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页。
〔30〕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2页。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