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习文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一开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剿”杀,从“进剿”、“会剿”到“围剿”,兵力不断增加,形式不断升级。红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根据地,则不断实行反“进剿”、反“会剿”和反“围剿”。红四军转战赣南以后,在赣南闽西建立了根据地也即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样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进攻,从1930年到1934年,国民党军队先后五次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整整历时四年。中央苏区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中国红军从兴盛走向战略转兵的艰难时期。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为当时的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提供了展示雄才大略的舞台,也使他们中一些人的政治生命和个人命运经历了跌宕起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始人之一,在反“围剿”战争期间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也历尽坎坷,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一、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彰显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凭借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这个军事活动的大舞台,成功导演了夺取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伟大胜利的活剧,充分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提出并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第一步。1930年冬,蒋介石实施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红军实行“求心退却”,两次大踏步后退,从赣江西岸一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来到江西省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这里粮草充足,群众基础好,而且这一带群山环抱,是歼敌的好战场。第一次反“围剿”至关重要。红军实施“中间突破”,在龙岗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取得了“龙岗活捉张辉瓒,东韶追歼谭道源”的辉煌战果。红军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半师,打破了“围剿”,迈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伟大的第一步。
1931年春,蒋介石实施第二次“围剿”。红军半个月走了700里,连打5个胜仗,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这是红军继续实践与完善积极防御战略的结果,使红军的作战原则趋向成熟。当时,红军主力由宁都青塘撤至兴国龙岗、吉安东固一线,在根据地前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耐心等待敌人达25天之久,终于引敌就范。敌王金钰部离开富田向东固进发,迎来了战机,打响了白云山战斗,拉开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当打王金钰时,红军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华宗10余里,距蔡廷锴40余里,红军依靠根据地条件,钻通了这个“牛角”。第二次反“围剿”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选择弱敌,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战略,以及红军反攻开始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三个原则。
1931年夏,第三次“围剿”,敌人兵力30万,虽然“急风暴雨”,但红军“千里回师”,退却到根据地后部作战,依靠根据地条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穿插突围,声东击西”的打法,歼敌于根据地内,仍然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第三次反“围剿”,其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战斗之激烈,都超过了第一、二次反“围剿”,表明红军的运动战发展到了逐步成熟的阶段。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是:随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红军进一步完善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应当时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至此,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便形成了。
对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在宁都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军事指挥大权旁落,但他关于发展和依靠根据地条件,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仍产生了重大影响。前方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继续坚持这一方针,采取打大规模伏击战的战法,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进一步证明红军依靠根据地积极防御、实行大兵团伏击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从而不断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内容。
第四次反“围剿”久攻南丰不克,红军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转到敌之右翼,在宁都北部之东韶、洛口地区集结,采取“声东击西,分散敌人,在山区打大规模伏击战”的战法,于1933年春,在宁都北部、宜黄南部的黄陂和草台岗消灭敌人3个师,活捉两个师长、击毙一个师长,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也被打通。
与此相反,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消极防御”,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采取“分兵抵御”和“短兵突击”的战法,在敌人的堡垒战略面前,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性。
毛泽东对于红军作战原则的发展、形成及其基本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论述:“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形式也有了新的改变,主要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1]P204-205
二、发展苏区经济,加强苏区政权建设,彰显毛泽东卓越的治国才能,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政权建设思想
进入1933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5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2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4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11月留下的一份电报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2]P301-302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3]P352
从1931年底开始,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1933年2月26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4]3月23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2]P306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5]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严密的封锁,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6]P389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7]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极为重视,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做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2]P310-311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为了发动选举运动, 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 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么,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结束,毛泽东就在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1]P137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2]P312-313
三、人生经历大起大落,领导权屡遭排斥,彰显毛泽东超凡的人格魅力
(一)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屡遭排斥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敌强我弱的艰苦战争环境和我们党尚未成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屡遭排斥。
1932年1月至10月,中共临时中央提出要红军攻打江西的中心城市,而毛泽东则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他在这年5月3日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中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8]P271-272可以说,这时他已经达到了与临时中央对立的顶点。因此,毛泽东不仅被扣上了“右倾主要危险”、“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帽子,而且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彻底丧失。1933年2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华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却被博古等人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靶子来批判,并在1934年1月22日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免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更有甚者,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让毛泽东随军长征。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9]P74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1934年4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3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3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10]P338无
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二)坚定革命信念,彰显毛泽东超凡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超凡的人格魅力源于他坚定的信念、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和宽广的胸襟,其超凡的人格魅力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人生磨砺方显英雄本色,正是由于毛泽东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尊敬与支持。
渊博的知识和由浅入深的演说技巧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毛泽东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和战前动员,他的演说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由浅入深,中外典故信手拈来,令听者动容乃至倾倒。1930年12月25日,在小布召开的根据地军民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为大会写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并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八个条件,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他的精彩演讲常常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1932年4月20日,福建漳州战役胜利后,入城的红军指战员把戴礼帽、穿西服的人都当土豪来打。毛泽东立即在他住地的草坪上召开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会上他指出,以衣帽取人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根本原因是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当时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11]
(三)驾驭复杂局面,彰显毛泽东非凡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具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犀利准确的判断力,面对复杂的局势,他总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1932年1月上旬,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敌军强大的赣州城,主张攻打敌军比较薄弱的漳州。结果中央红军攻打赣州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3000多人。而后来仅用两天时间就攻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武器装备一大批,其中飞机两架。1934年4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遭冷落3个月无工作的毛泽东临危受命,到会昌指挥南线工作2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也因此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诗章。
钢铁般的意志和宽广的胸襟是毛泽东人格魅力中的又一特质。尽管面临白色恐怖,尽管遭受了来自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丝毫没有动摇毛泽东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反而使他的意志越来越坚强,胸襟越来越宽广。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实践,并通过这一实践得出了游击战略思想和运动战略思想。同时,毛泽东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经济保障和战时经济建设的理论,初步形成政权建设思想。毛泽东面对挫折和磨难从不消沉,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体现了他的高尚人格和共产主义的情操。他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在反“围剿”期间展示的军事才能、治国才能和人格魅力,既有利于提高毛泽东的威信,也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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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C].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05).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处副处长,《湘潮》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