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18年4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去日本留学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诗一首相赠，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最早非正式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是由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提供的。1986年9月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副编”，1996年9月又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副编”。这首诗体现了毛泽东和罗章龙之间“同声相应”和“激扬文字”的特殊情谊。
嘤鸣求友遇知音
《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毛奇”。（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37页。）1915年9月，毛泽东就做了一件奇事。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学校发布了一则《征友启事》：愿意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结为朋友，愿意和那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能够为国民献身的志士通信联络。《征友启事》最后选用了《诗经》的两句诗：“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1936年，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回忆了他此次征友的效果：“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1896年8月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12年夏，罗章龙进入长沙长郡中学。学校虽有不少陈规戒律，但辛亥革命也给该校带来不少新的气息。罗章龙爱社交，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纵宇一郎”，有以一人纵横于宇宙之意。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说：他见到“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后，“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条长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愿结管鲍之谊。”此次见面后，兴奋不已的罗章龙还饶有兴致地写了一首诗《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长沙赋”指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指写出不朽《离骚》的屈原。两个学子，以风流自期，好一派书生意气。
携手共泛朱张渡
毛泽东一向择友甚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他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1915年11月9日，他还在给黎锦熙的信中，禁不住表达了新得知音的欣喜：“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定王台会见后，毛泽东与罗章龙过从甚密，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晤谈。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思想。罗章龙回忆说，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毛泽东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来，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谈，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周末时，他们还远足出游过多处。他们曾一起去板仓杨昌济先生家，去楚国屈原的玉笥山故居、汉朝的贾太府祠、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南宋诗人兼将军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长沙附近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治水在此拖过船，他们也一起去过那里。罗章龙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对禹王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一次，他们步行去韶山冲。途中，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和他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捶草、搓绳、编织。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在行，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三）》载有他和毛泽东岳麓山云麓宫踏雪联韵的逸事。1915年冬的一天，毛泽东邀罗章龙同游岳麓山。两个人冒着严寒来到湘江的朱张渡一起泛舟过江。他们走进一个茶亭，议论起朱熹和张栻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和影响。之后，两个人一起来到云麓宫的最高处，傍晚下山时路过赫曦台，见到了朱熹和张栻的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返回时，两人再次乘舟渡湘江。感慨之下，他们模仿起朱熹和张栻，联句共成一首五律：“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由于年代久远，罗章龙并没有说明联句的具体情况，无从知晓谁说的哪一句，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该诗的欣赏。“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两位诗友的英姿勃发和豪气冲天可见一斑。
君行吾为发浩歌
1918年4月，毛泽东、罗章龙等人发起创建新民学会。随即，罗章龙决定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话别。这首诗把叙事、写景、抒情、说理融为一体，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是毛泽东诗词中仅见的一首完整的七言古诗。
开头四句，点明送行的时间、地点、气候及地理环境。“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衡岳云开，积阴截止。“天马凤凰”，指岳麓山的天马峰、凤凰峰，既是山名，又赋以山形峰影在“春树里”昂首腾空、展翅欲飞之势。“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湖南长沙钟灵毓秀，爱国诗人屈原和才能非凡的贾谊曾来到这里。
接下来的六句，是送别赠行之语，寄托了作者的殷切期望和壮阔胸怀。“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您要远去日本，我唱着雄壮的歌曲为你送行，颇有“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之意，语挚情深，激励远行者像鲲鹏展翅，乘风破浪。“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远行的航程风急浪高，激发友人“鲲鹏击水”的气魄和“直东指”的决心。“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罗章龙的家境不是很好，曾因留学费用而愁闷。经过大家共同筹措，问题得以解决。
第三部分从“丈夫何事足萦怀”到“诸公碌碌皆余子”八句，为全诗的主要内容，抒发豪情壮志，是对友人的勉励，也表达自己坦荡而博大的情怀。“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稊米”，稊，草名，结得籽如小米。诗人勉励友人要胸怀宽广，安心出国留学。“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沧海横流哪值得顾虑，世事纷乱，我们一起应对。“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要管住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胸中像怀着日月那样，经常保持清新和美丽。“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诗人意在说明当今正是需要也是产生主宰人间沉浮国家兴亡的风云人物的时代，勉励友人共同担负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任。
最后四句写送别的情景，以豪笔写柔情，“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平浪宫的饯行会上高朋满座，情谊浓浓。崇明，岛名，在长江入海口；对马，日本岛名。中日之间一衣带水隔不断同志间的友情，这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庄子·山木》：“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诗人希望友人能保持书信往来。
联句赋诗意飞扬
罗章龙到上海后，正值五月七日“国耻日”，日本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爱国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日本。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致力于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8月15日，毛泽东率周士钊、罗章龙等二十余人离开长沙赴北京。时值秋汛，火车抵达河南郾城县的漯河车站时，铁路被洪水冲断，无法继续前进。第二天，毛泽东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毛泽东同罗章龙等前往许昌停留了一两天。
旧城已经很荒凉了，早已不见往日繁华。他们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些古魏都的情况，又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凭吊。抚今追昔，萧条异代，慷慨激昂，不能自已，毛泽东和罗章龙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联成七绝一首《魏都怀古》：“横槊赋诗意气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畴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毛泽东和罗章龙凭吊魏都，思接千载，横贯古今。
1918年，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学生会成员，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他冲锋在前，翻墙闯入曹汝霖的赵家楼。1920年5月，他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罗章龙是该支部三名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两人经常通信，纵论天下大事。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一封信中认为：在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当月底，毛泽东把湖南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印制出版，其中有多封是他与罗章龙的来往信件。
至中共六大，罗章龙一直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由于特殊原因，罗章龙被开除党籍，他后来长期从事高校教育工作。1978年，他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撰写了《椿园载记》《回忆新民学会》《国际代表马林》等诸多回忆录，为抢救和搜集整理党的历史资料工作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