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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就史料的丰富性和互证性而言，位于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寻乌县， 极适合作为研究中共地方革命缘起过程的微观样本。这不仅得益于 1930 年毛泽东在这里开展了未受农村或土地革命视野所局限的“寻乌调查”，而且由于当地留存了许多可以印证、补充乃至更正《寻乌调查》的其他史料。以《寻乌调查》对革命的观察和记叙为基本线索，辅以寻乌当地族谱、当事人记录等史料，可以概括中共在寻乌的革命缘起过程，大致与三种因素的逐层演进密切相关: 首先， 清末以降的学校教育变革和北京、梅县、平远、赣州等旅外城市的辐射性影响，促使寻乌县的读书人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 这种代际分化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读书人群体中的投射性反映，成为中共革命缘起的社会动因之一；其次，从传统士绅家庭和普通地主家庭中，寻乌县诞生了最早一批倾向革命或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以革命思想、旅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基于新兴社团的文化认同为其走向革命的引力，又潜在地含有与本县权势阶层或政见不同的读书人群体展开抗争的心理动机，由此在寻乌当地引发了革命分化的社会过程；最后， 随着 1927 年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一些返乡的寻乌籍中共党员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旅外求学过程中形成或移植的社团组织，以及以兄弟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国共分裂事件和寻乌当地的革命分化过程，由旧文化视野中的“秀才革命”，放大为一场向底层社会广泛渗透的社会革命运动。
  ［关键词］ 寻乌调查; 中共地方革命; 新寻派; 中山派; 革命阐释

  县是中国行政区域的基本单位，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运动扎根地方的基础支点。在赣、闽、粤等南方省份，许多无法在城市立足的中共党员或左派人士，被迫或主动选择潜返家乡，重新以县为基本区域聚集和发展势力，使中共革命呈现为由各县革命势力联合发动的一场群雄四起的地方革命运动。对以扎根地方为突出特征的中共革命史进行研究， 必定涉及县域的革命人物及其活动，这种趋向在以社会史或革命动员为主题的革命史研究中尤为显著。不过，总体而言，习惯于以某个根据地或省为聚焦点的中共地方革命史研究，在论及具体某县的革命运动时往往浮在面上，很少能够深入解剖其内部过程。出现这种研究状况的主要因素，除了易于理解的研究视角上的宏观性( 或者说中观性) ，更难克服的困难在于常见的、以文件报刊和回忆录为主要来源的革命史料，难以满足地方革命史的研究需要。这种史料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中共地方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在史料运用方面越来越同质化。
  从中共地方革命缘起的视角来看，毛泽东1930年写成的《寻乌调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份罕见的文献史料。尽管上世纪80年代被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来，这份调查资料就广为人知，并被社会经济史、乡村政治史、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征引，但很显然，作为典型案例式地反映中共地方革命兴起过程的基层革命文献，其史料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与同一时期其他的社会调查资料或地方革命文献相比，《寻乌调查》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全景式地记录了位于革命漩涡中心的一个“赤色县”的读书人的群体状况， 其中不仅包含对这个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相对细致的调查，而且充满了对其命运转折和代际更替的深邃洞察。从某种程度上说，《寻乌调查》并不只是一种史料，透过调查者——毛泽东的革命视角，它本身就是一部隐含着多种线索的地方革命史。
  与《寻乌调查》这份地方革命史文献同等重要的是，寻乌县目前仍然留存许多可以与其形成互证的家族史料，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历史记录。毋庸讳言，如果没有《寻乌调查》， 当下可见的这些家族史料或当事人记录，或许与我们在其他县域所看到的类似史料没有太大区别。然而正是由于存在《寻乌调查》对寻乌全县主要人物关系的全局性描述， 才使得这些分散各处、立场不一的历史资料，有可能透过对《寻乌调查》人物信息的补充或订正，将近代寻乌以革命运动为主要面向的历史演变脉络趋近于系统化。换言之，这些构成互证关系、较为丰富的寻乌地方史料，为我们对中共地方革命史进行以县为单位的微观阐释，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可能性。在错综交织的寻乌近代史料中，对《寻乌调查》中的革命史线索进行考察、梳理和再建构的研究过程，犹如一次基于历史文献追索的新“寻乌调查”。
  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以日本为主要目的地的游学风潮在中国兴起。1905 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同一年的游日学生人数也达到高潮。由此时期开始，新式的或新旧掺杂的学堂、学校，受到晚清政府鼓励兴学政策的刺激， 迅速成为几乎不间断地生产大批学生的主流教育机构。从科举制度到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再到 20 年代学校革命化潮流的涌起， 这一连串令人炫目的社会变革，对读书人这个相对特殊的阶层或群体，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分层的结果。简单地说， 在上述变革浪潮席卷到的区域，如果以十年为粗略的界限， 那么1905年左右的儒生，与1915年、1925 年左右的学生或毕业生之间，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意味着人生格式的不同。
  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区域的寻乌县， 其社会变革速率通常会比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慢几拍，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近代读书人的社会分层状况。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寻乌读书人，隐然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末士绅， 年纪在五六十岁以上的居多， 少数40 多岁的仍较活跃，以所谓的寻乌“五虎将”为代表; 第二个层次是 1910 年代至 1920 年代初期的毕业生，年纪一般有三、四十多岁，以“新寻派”为代表; 第三个层次是 1920 年代中期以后受学生运动、国民革命和中共影响的“左倾”学生或毕业生， 年纪普遍在 20 多岁左右，以“中山派”( 又称“合作社派”) 为代表。其他代际倾向模糊的旧士绅、毕业生或学生，要么在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中缺乏积极性，要么成为上述某个层次的代表人物的拥护者或追随者， 要么赴外游学或生活，远离了寻乌县的政治舞台。当然，也有极少数像前清举人古鹿苹这样既不漠视地方公益、又几乎置身于争权夺利之外的传统“正绅”。
  在这三个层次的代表人物中，寻乌“五虎将”的真实性颇难考证，这一称呼本身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一般来说，传统士绅人物，倘不具备武举、军功等背景或类似军人的干事作风，很少可能被群体性地冠以这种武夫式的名号。从《寻乌调查》记载的内容来看，“五虎将”——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等五人，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实在难以匹配这种名号。排在首位的潘明典，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这样描述他的履历:“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 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此外， 他还做过寻乌同善社的善长。更不为人所知的是，演成“赤白对立”的那场革命结束后，他“以族谊为重”， 出面营救“被当局关管杀”的乡亲，“此举族中敬仰，世人称颂”。名列第二的谢虚左“在学校供职”、“执教鞭半生”， 斯文气质似不输于潘明典，即使他在 1927 年后与地方武装活动沾上边， 但也只不过充任“清乡委员会文牍”等文职而已。《寻乌调查》对陈吐凤、邝太澜的人生轨迹缺少描述， 只知道陈是留车族坑人，“二百多石，大劣绅”，曾与保护寻乌县长谢寅出逃的法警、店主陈登祺( 后任靖卫队长) 交好。另外，从“五虎将”教育背景的概述中，可知“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 只谢是毕业生( 寻乌简易师范) ”。这五人中，大概只有彭子经勉强算得上是一个地方强人， 他在“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说“‘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 但并未言及“五虎将”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凭借这种关系网络在当地操纵县政，在目前所见的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类信息。“五虎将”这个称号如果并非虚构或个别说法， 那么根据他们的简略履历和清末民初地方官绅的交往模式推断，他们很可能并未达到拉帮结派式的“朋党”的组织层次，更非集体认同感较高的政治团体，而极有可能是当地人士对于民初前十余年间在寻乌县公共事务中拥有较大“话事”权或影响力、且具有某种联系或共同特征的五个官绅人物的一种品评式合称。在这五人中，除潘明典、彭子经曾有仕宦异地或本地的经历外，其他三人均缺乏其“倒台”前的任职记录。依据《寻乌调查》中关于陈吐凤“大劣绅”的简单描述，这三人在当时很可能只具“绅”的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而无“官”的任职经历，或退一步而言，他们即使在地方上曾经担任过某种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公共职务，但其显赫程度也很可能无法与潘、彭二人相提并论。即便他们五人确曾形成较密切的私人关系网络，那大概也是止于酬酢往来、姻亲关系、声气相投之类， 而非依托派别力量有组织地对县政进行把持或干预。
  总之，在《寻乌调查》中被冠以“五虎将”名号的五位人物，论功名不及前清举人古鹿苹，论财力不及项山大地主潘明徵，他们也没有控制全县团防或警察力量，并且他们尚未“倒台”的那个年代，县长或县知事均由外地人担任，故而他们左右县政的能力，未必符合我们对“五虎将”这个名号的权势想象。不过从他们身上，确实可以看到民初地方权势人物在时代湍流中的转变。例如潘明典、彭子经两人，一方面因在前清拥有功名和任官经历，所以回乡后仍具相当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他们也因应时势变化，或通过教育局推动全县教育事业革新，或在财政局、团防队等机关谋得差事，所以他们却并未随着清朝覆亡而被社会所遽然抛弃。寻乌(长宁) 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的谢虚左，既能厕身学校多年，显见已完全适应新式教育环境。至于前清秀才陈吐凤，凭借与县中权势阶层的结交关系，在留车估计有武断乡曲的社会能量。以上这类主要由传统士绅转化而来、适应了民初社会环境的人物，在民初十余年间乃至更长时段内，仍能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权势或地位，在赣粤闽等省实属常见现象。
  然而，他们毕竟是清末民初地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型人物。随着科举制影响的减弱和国家碎片化的加深，他们在寻乌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机，除了无从抗拒的年岁增长，以及官绅身份优势的削弱，更为关键的是来自年轻一辈的、更有组织性的学校毕业生的挑战。清季以降，新式学校最直接的功能，就是使一批年龄相仿的年青人通过几年时间的集体学习与生活， 从而获得一段人身接触经历，互相建立关系网络。这种社会联系方式，不但可能使他们较易彼此感染和认同某些社会革新意识，同时也使他们在校期间就有可能结成某种小团体，甚至能将这种关系网络延伸至校外或毕业之后。基于学校和师生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社会重组的一种纽带或工具。尤其在国家或政党难以深入控制的县级行政区域，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县中公职遴选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政治环境下，来自城乡的学校毕业生拥有同班或同校的人身接触经历后，较易以学校为社会联系的纽带，组成包含异姓成员的跨区性政治团体或派别，从而构建起足以对全县公共事务产生影响的权力网络。在《寻乌调查》中替代“五虎将”而崛起的“新寻派”， 正是依托传统士绅难以具备的组织优势而兴起的一个地方派别。
   “新寻派”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他们赴广东求学时期。在 1920 年代以前，寻乌县只办有小学，却没有中学。按清末寻乌县奖励兴学的政策，高小毕业等同于秀才，中学毕业才等同于举人。在功名观念深入人心的寻乌县，进学校读书仍被视为等同于获取功名的荣耀之事，有条件升学的小学毕业生，总想设法往外地读中学。寻乌学生异地升学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科举时代的赶考路线，北上赣州或南昌; 一条是南下广东， 特别是与寻乌毗邻的梅县和平远。这两个县成为民国初年寻乌学子升学的主要场所。“新寻派”的主要成员——何子贞、何挺拔、陈玉横、汤思贤、彭秉彝等人，多就读于平远中学或梅县中学。与在家乡读小学不同， 他们以县籍认同为纽带的同乡情谊，易于在外地获得思想共鸣和情感激发。清末民初在旅外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出现的同乡组织，作为科举制度转型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一种副产品， 广泛地起到了促进各地旅外学生或知识分子自组织化的作用。这种现象或趋势，在广东梅县、平远等地方扎堆求学的寻乌籍学子中当然也不例外。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1920 年代中期同样出现了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寻乌旅京同乡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步入民国后功名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在寻乌社会对读书人的观感当中，赴外就读中学却仍然是一种可资炫耀或萌生荣耀感的社会资本，这也使得他们毕业后大多乐意以共同的旅外升学经历为纽带，构建自己的小圈子。促成“新寻派”形成的关键人物何子贞， 属于那个年代利用相对稀缺的同学关系纽带和学校资源攀上政治权力的众多活跃分子之一。何子贞又名何秀挺，1915 年与何挺拔一同考入平远中学，1919 年毕业后又到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书，其家庭出身大抵上也算平民阶层，故而读完书后起初只在私立小学任教。但他后来通过联络同学组织“留粤学友会”，又先后创办平民义学、新寻学校， 逐渐在寻乌县积累了政治资本。他的活动，不仅扩大了自己的交际网络和社会名望，而且凝聚和强化了平远中学、梅县中学等校留粤毕业生对寻乌县政治事务和公职遴选产生影响的团体力量。凭借以“留粤学友会”和新寻学校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公安局长、警察队长等县中公职的支撑， 并与国民党地方组织接上关系，以何子贞为代表的一批返乡毕业生，构成了在二、三十年代寻乌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新寻派”。他们创办的学校机构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当地实际上成为科举选拔制度被废除后的某种替代物。通过或明或暗的活动，他们将分散的个体资源集合成有可能影响全县公共事务和公职选拔的组织性力量，使学校机构或同学社团，转化成一种非正式、但却比较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或渠道， 从而逐步积攒了超越乃至取代当地上一代士绅的实力。

寻乌县“新寻派”成员简表

姓名	教育经历	政治派别	履历或身份
何子贞	平远中学毕业 河南矿务学校二年	新寻派首领，国民党委员	小学教师 局长、警察队长 ， 新寻学校创办人 ，豆行老板 ， 寻乌县公安
何挺拔	平远中学毕业	新寻派中坚分子，国民党干事	新寻学校创办人，中地主
陈玉横	平远中学毕业	新寻派主要人物	吉谭土霸，中地主
钟星奎	平远中学毕业	新寻派中坚分子，国民党干事	中地主
黄甲奎	平远中学毕业	新寻派分子，国民党指导委员	新寻学校教员，中地主
丘伟伍	日本帝国大学毕业	新寻派领袖之一，国民党员	赣州贫民工厂工程师， 寻乌县教育局长， 中地主
汤思贤	梅县中学毕业	新寻派中坚分子	中地主
彭秉彝	梅县中学毕业	新寻派，国民党员	知耻小学校长
潘金棣	梅县师范毕业	新寻派，国民党员	吉潭靖卫团总，中地主
汤立贤	黄埔生	新寻派	做过靖卫队长，中地主
谢肇凡	赣南中学毕业	新寻派	保卫团总、靖卫团总、县政府秘书，中地主
凌希贤	中学毕业	新寻派，国民党员	澄江新圩开店，中地主
汤佛淑	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	新寻派走狗	土霸，中地主
陈 × ×	不详	不详	杂货店主、烟土贩陈万保的老弟
罗 × ×	不详	不详	中地主罗禄寿之子

( 本表系依据《寻乌调查》人物资料制成。另据《平远中学八十周年纪念专刊( 1906 － 1986) 》， 汤立贤是平远中学旧制第十二届学生。)

  何子贞任教知耻小学时的学生古柏，在其成长为地方革命领导人的道路上，同样得益于以同学、同乡关系为基础的社团组织。赴梅县读书期间，他就与其他寻乌籍学生，组织过“旅粤校友会”。他后来成立的“寻乌平民合作社”，下设旅梅分社和旅赣分社，显然也是以寻乌籍旅外学生或毕业生为骨干成员。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 原本在广东活动的古柏被迫返回寻乌，正是借助于创办“中山学校”，他将 1920 年代中期以后的寻乌旅外毕业生以及该校更年青一代的一批学生， 吸纳为自己能够调遣的暴动力量。何子贞、古柏早年成长道路上极为相似的人生轨迹清楚地显示了清末民初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纽带的重要作用，及其成为正式选官制度的补充或替代机制的潜在功能。不过，尽管他们都从新式学校制度中脱颖而出， 但其各自所代表的人生方向却迥然不同——前者的愿景由儒家的功名观、世俗的财富观以及相对和缓的社会革新观混合而成，而后者却对世俗化的权力和财富不屑一顾，全面的、激进的、即刻的社会革命才是占据其心灵的巨大抱负。
  产生这种代际变化的显著原因，是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波澜再起的巨大影响。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这种革命影响从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同时对寻乌籍旅外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作用，从而使 1920 中期成为寻乌籍旅外学生的政治倾向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以中国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北京为辐射中心，第一届国会议员曾有澜和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名人邝摩汉，是影响寻乌旅外学生思想“革命化”的两位关键人物。
  曾有澜号鹏仙，生于 1870 年代，比邝摩汉年长 10 岁，其父曾行崧为同治进士，自己又考取秀才功名，担任过石溪高等小学堂堂长兼监学，如果不是 1905 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他的命运与寻乌最后一位举人、与其年龄差不多的友人古鹿苹相比，或许没有什么两样。1913 年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后，他在北京还参加过共和党、公民党等组织。1916 年他辞去国会议员，表达出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失望和不满。这种精神状态，显示他与差不多同年考取秀才、并于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一样，在民国初年都属于政治上失意、但又未放弃某种文化追求的辛亥人物。
  邝摩汉又名邝振翎，清末与在江西读书的湖北人胡鄂公结识并共同组建共和会江西分会，此后有缘参加南昌、武昌等地的辛亥革命活动。他与日后过从甚密的朋友李大钊相似，都在辛亥革命之后赴日留学，故而有机会接触当时已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 返国后即成为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员干将。1920 年代初期，胡鄂公、邝摩汉等人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公开出版《今日》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后又组织了“共产主义同志会”，其最终目标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国”。在此时期中国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中， 他们所组织的“共产主义同志会”或“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邝摩汉于 1922 年刊文推测，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派别中，唯有共产主义的同志“不但有许多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报纸杂志，如《时事新报》上说的《先驱》、《青年周刊》等，且组织了许多团体，如去年某报所说: 上海一偶〔隅〕有共产党员三千余人，又说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处都有支部，团员已经不少”，故而中国共产主义“将来的势力， 可就不言而知了。”②
  关心家乡公益事业、期望家乡社会革新是清末民初旅外读书人的一大特点。正如曾有澜著文所述: “吾邑莘莘学子，赴北京上海南昌者，对于亲友， 又咸以函札盛倡自由、平等、革命、民权、共和、立宪诸学说; 由是西学东来， 大受影响”③。1924 年，曾有澜、邝摩汉这两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寻乌籍名人，进一步联络一批以寻乌籍学生为主的旅京同乡，设立杂志社，创办《寻邬月刊》，以此传播包括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内的新思想，并与寻乌县的社会改良思想形成某种舆论互动。《寻邬月刊》的撰稿人， 除了杂志社本身的成员，还包括在北京、上海、赣州和广东梅县、平远等地读书的学生，以及寻乌当地的几位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 1890 年代之后。换言之，《寻邬月刊》实际上成为寻乌籍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或学生的思想沟通台， 正是通过这个跨越地域限制的平台，他们营造了一种向往社会革新的舆论氛围和社群网络。而这种氛围和网络，在1920 年代革命再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毫不惊奇地引领或助推他们当中的一些积极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或追随国民党的革命，或追随共产党的革命，或被两党混合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吸引。寻乌县最早一批中共革命骨干，有好几位都曾是《寻邬月刊》杂志社成员或撰稿人。例如， 在北京读书时加入了杂志社的邝才诚、刘维锷，在赣州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撰稿人潘明庆，他们均是寻乌“三·二五”暴动的领导人; 另一名撰稿人刘淑士( 刘维鑑，又写作刘维鉴) ， 任教于寻乌一所教会学校——爱群小学，那次暴动后在江西省政府发布的通缉令中他名列第二，后来还曾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寻乌调查会; 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的杂志社副编辑世芳，在《寻乌调查》中被认为“思想是革命的”。另外，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撰稿人赖世源，系《寻乌调查》中提到的前清秀才、县立高小校长赖翱虚之子，曾经“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之后才变成“反革命”。
  位于寻乌南边的广东梅县，是促使寻乌籍学生走向革命化的另一策源地。自清季戊戌维新、尤其是国共首度合作之后，黄遵宪的家乡———梅县就逐渐形成思想激进和学生运动的政治氛围。1913年，因广东省都督府命令将梅州中学改为省立， 结果爆发了反对梅州中学收归省办的风潮，一些教员和学生离校另办梅县私立东山中学。当时参预其事的叶剑英， 正是推动这场风潮的学生领袖。1916年，这所学校又发生风潮，一批“闹事”学生被开除出校，后由教会创办的广益学校不顾教育行政当局的禁令予以收容，并以这批学生为基础扩办“广益中学”， 来自寻乌的古柏即入此校读书。到1924 年，随着反基督教运动在南方各省逐渐传播， 广益中学爆发以反宗教为号召的“广益学潮”，退学学生在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另行创办一所学艺中学。梅县带有激进色彩的学生团体，如东山中学的救国运动团，梅县师范的革新社， 广益中学的反宗教同志会，以后合组为革命青年团，这成为中共最初在梅县发展的组织基础。对于古柏来说，这次学潮和社团重组的经历，是其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到达梅县、平远等地， 由此吸引一些当地学生加入革命行列。梅县的古柏、平远的钟锡球等人，从这一时期开始陆续加入新兴的中国共产党。
  “新寻派”和“中山派”最直观的区别，是前者以平远中学毕业生居多，而后者以梅县学校毕业生居多。在无从选择的时代湍流的激荡之下，毕业学校的这种差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寻乌县两代读书人的代际分野(此后也成为当地一些家庭出现分裂的时代根源)。古柏等“中山派”的社会改革诉求，在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远比他们上一代的“新寻派”全面、彻底和强烈。“新寻派”当中尽管不乏何子贞这样拥有一定理想追求的“新派”，但是他们的权力观和财富观，与传统士绅并无太大差异，甚至在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上，他们表现得更加外露，更少受到道德约束。而“中山派”既不渴求获得县中公职以提升社会地位，也不以夺得财税控制权以及占取大量土地为人生目标，而是处于企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激进理想状态。“新寻派”和“中山派”的这种区别， 意味着寻乌读书人之间的一场代际革命。“中山派”的领袖们不仅在精神层面上与“五虎将”和“新寻派”差异极大，而且由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将他们在旅外求学期间习得的社会运动手段，引入寻乌县的政争舞台，藉此对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对反对势力进行打击，从而改变了地方派别斗争的常见模式。在这种威胁面前，尤其在“中山派”于 1928 年举行“三·二五暴动”后，“新寻派”以及寻乌县其他势力，均有联合对其进行抵制的共同需求。这就出现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说的，革命势力来后，何子贞“与豪绅妥协，取得领导地位，成为最恶劣的反动首领”， 而潘明徵(现在一般写作潘明征)之子潘梦春在1926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寻乌后原本失势，但面对革命暴动的形势，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古柏等革命知识分子，当时似无退路可言，惟有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将社会革命进行到底。
  近些年来的革命史研究，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中共革命在早期主要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这一显著的历史事实。不过，由于现有研究的聚焦点普遍以省或根据地为单位， 因而难以对一九二○年代中后期读书人参与革命的大致比例形成较清晰的判断，也就难以论述革命是否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多数选择。
  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调查了全县知识分子的总体数量，以及知识分子与革命运动的复杂关联，从而使以县为单位进行革命知识分子的量化研究存在相当的可能性。《寻乌调查》显示，寻乌全县的高小从“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 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大学生只有三十人，中学生有五百人。中学生人数大致与清末秀才的数量相当。依据 1928 年4 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布的通缉令，“三·二五”暴动后除“搜获余党潘明科、潘亦全、严保汉、刘成梅、曾传荣、何成善、陈传源、黄茂传、黄日标、曹寿松、卢雁麟、潘春松、严凤仪等共十三名”，另有“该县共匪首领曾有澜等四十八名现均逃”。在未逾百人的暴动首要人员中，包含数量不详的中山中学尚未毕业的在校生，以及部分未必拥有中学学历的暴动领导人亲属。另外，《寻乌调查》记录了寻乌平民合作社“有三十个中学生”。据此估算，领导和参加暴动的中学生( 实际上主要指毕业生)，占全县中学学历人数的比例，大致在百分之十左右，甚至不到百分之十。寻乌平民合作社除了这30 个中学生，《寻乌调查》还说有“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估计有部分合作社成员并未参加此次暴动，所以未受国民党政府当局通缉。总之，即使被计入通缉令人数的 61 人全部拥有高小以上学历，那么他们的总人数占全县高小以上学历人数的比例，仍在百分之一以下。参加或被国民党政府认定参加了暴动的人员中，曾有澜、刘维鑪( 现在一般写作刘维鈩)、刘维锷、邝才诚等四人拥有大学学历，占全县大学生人数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十几。由此可见，1928 年在寻乌县领导发动地方暴动的革命知识分子人数，占全县中学以上学历人数的比例，大致在百分之十左右; 占全县高小以上学历人数的比例，很难超过百分之一。总体上，在学历越高的知识分子或学生群体中，参与革命的人数比例可能越高。这与高等学校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 以及相对容易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的省城、通商口岸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存在较为直接的联系。考虑到寻乌县在南北两边(包括赣州)均受革命运动波及，尤其受广东革命影响较大，加上中山学校培养学生的速成作用，因而这种比例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低于广东之外的其他革命核心区。
  《寻乌调查》是代表中共党人从土地革命的视角观察读书人的家庭背景与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典型史料。换言之，《寻乌调查》隐含着一种符合土地革命逻辑的政治判断，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他们家庭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他们或参加革命、或抗拒革命的行为选择。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和富农这类阶级划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参加或抗拒革命的注脚，这点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调查结果的印证，即寻乌县参加革命的读书人，多数出身于拥有土地较少的家庭——当然，土地较少并不意味着没有土地。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大中地主和小地主通常都愿意派遣子弟进学校读书，但是小地主家庭派遣子弟进学堂特别积极，“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 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并且，小地主家庭对于革新的诉求，也明显更为“迫切与猛进”，而大中地主不论新旧程度如何，却“全部都是反革命。”他还举例说明，寻乌县 25 个出身于大中地主家庭的大学生( 含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全部反动”，其中3 个在县毕业生是寻乌县“反革命”重要人物; 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学生只有5个，其中3个是寻乌县革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另外2个“思想是革命的”。
  从革命者大多来源于土地较少家庭的社会现象来说，占有土地数量决定政治立场或倾向的革命史观念，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大中地主不论新旧程度如何“全部都是反革命”这种略带绝对性的说法，不仅有悖于革命传播对于受众的普遍性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寻乌调查所叙述的某些事实。在中共革命的兴起过程中，出身于大中地主家庭、具有旅外求学经历的革命先驱不乏其人，偏处边区的寻乌县也是如此。由于受到旅外革命知识分子的亲属关系或革命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寻乌县有些被归类为大中地主、尤其是中地主的家庭，对待革命的态度有时是暧昧的、中性的或难以捉摸的，甚至是前后变化的。《寻乌调查》在描述这类家庭“反革命”倾向的同时，实际上也记录了他们当中与革命有涉或“不反动”的许多例子。在20个被称为“万户”的寻乌县大地主中， 有两位“不反动”。在全县113个中地主中，一位中地主的儿子刘金燕，在南昌心远中学读过书，以后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 另一位中地主的儿子陈继光，梅县中学毕业，参加过“三二五暴动”，暴动失败后跑往南洋; 还有一位中地主的儿子，毕业于“合作社派”所办的中山中学，“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此外，也有出身于中地主家庭的读书人，原先参加或接近过革命派，后来才成为“反革命”。如前清秀才、做过县立高小校长的赖翱虚，他有“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 赖世源，笔者注)，接近合作社派， 三二五暴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此外，在寻乌县城十二家收租的地主中，有两家“同情革命”(刘段轩、范家声)，还有一家出了一位毕业于梅县东山中学的“三二五暴动领袖”( 何家常)。

姓名	政治倾向	家庭背景	“不反动”的相关性
赖鹏池	不反动	前清附生，大地主	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
陈万保	不反动	大地主	自己不反动，老弟是新寻派
刘玉接	中地主	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后进沪江大学、上海大学读书， 接近过合作社派
刘玉麟	中地主	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
赖翱虚	秀才，县立高小校长、 教员，中地主	一个儿子读完中学后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 三二一 暴动后反革命
刘经曦	不反动	中地主	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 江西兴国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国民革命军师长等职) 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
刘荃兰	不反动	中地主，高利贷起家	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
陈镜日	不反动	中地主	儿子陈继光梅县中学毕业，参加三二五暴动，后跑往南洋
刘作瑞	中地主	梅县第五中学毕业， 与“反革命首领”刘俊福矛盾很深， 三二五 暴动他家有人参加，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 刘日升做乡苏 维埃委员
刘宝华	中地主	儿子在梅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区委书记
刘开香	不反动	中地主
曾超群	不反动	中地主	梅县中学毕业
曾菊香	中地主	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共产党员，房子被土匪烧掉了
曾海澜	不反动	过去是万户， 最近分拆为中地主	参加三二五暴动，后被告状用去千余元，又被土匪罚款
温赞标	不反动	中地主
钟继善	中地主	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中工作
陈忠俊	不反动	中地主	本人老实，儿子做过保卫团总

( 注: 本表仅依据《寻乌调查》制成，未加入其他史料信息，“不反动”系该调查原有评语。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调查时间为 1930 年，这张表当然不可能列入当时已逝世的两位大地主———资助创办知耻学校、1927 年就去世的潘明徵，以及古柏的外公梅洪馨。）

  很显然，大中地主的家庭出身，对中共早期某些先驱式的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并不如特定的学校环境对其走上革命道路所产生的牵引作用那么显著。除此之外，上述以拥有土地面积或粮食收获量为标准的社会分类法，在用以说明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性时，实际上容易忽略财富汲取的不同来源，财富和权力的交织关系，以及政治倾向本身的复杂性。明清以来，尤其近代开埠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发展， 用于耕作的土地即便在内陆腹地，也只是一种收益较低的传统性或基础性财富来源。在《寻乌调查》中被归类为地主的一些家庭，他们的收入并未局限于土地上的农业收获，而是更多地、甚至主要来源于商业或受到政治权力庇护的经营活动。由“杀猪设肆于吉潭圩，间或挑着猪肉游乡窜村贩买”而渐发家致富的潘明徵， 当了八九年小学教师、后领贴子开豆行“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的何子贞，“穷得没饭吃”、在乡下“教打”、“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的陈登祺，以及“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核心成员何家常的父亲何祥盛，都很明显地从商业中获利发家。商业财富的成功积累，不仅使他们可能对购置更多田产感兴趣，而且会增强他们提升社会地位乃至获取政治权利的实力，这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言:“钱财本身并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 它必须转化成官员身份，才能让人充分感到钱财的力量”。何况在政府权力常能支配经济利益的社会环境中，让人积攒钱财的工商业生意，如果不能获得政治权力的庇护，本身也将存在未可预知的经营风险。甚至更庸俗地来看，财政局长、包税商等职位，以及向衙门“话事”的资格或能力，当中本就蕴含着收益远远超过田租的牟利机会。因此，类似潘明徵家族和何子贞父子这种在寻乌当地结成财富和权力的复杂关系网络，或兼具官商身份的官商交织现象，在寻乌县并不鲜见。这类通过较易被社会认可的渠道或方式追求财富、地位和名声，并且处于积极上升过程、甚至已经拥有一定政治权势的家庭，以及像“寻乌五虎将”彭子经这种父子都持有某种程度的“官本位”观念、在官场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官吏家庭，确实极少可能出现革命者。
  与之相比，从晚清士绅家庭延续或转化而来的家庭，是中共革命先锋的主要来源之一。在 1930年代初期，已经有人注意到共产党暴动的发端地“有一共同之现象，即为世家绅士地主之所在地是也。盖凡此绅士地方所在之农村，有两种条件，适于共产运动之发展，第一世家子弟，出外就学者较多，易于将共产组织，导入农村，且此等世家子弟在乡间凭借家庭关系， 颇有地位。虽其主张不为旧势力所容，然在其运动之初期恒利用旧势力之掩护以图生存与发展……第二即凡此等地，地主多不耕而食，且身分与佃农迥异，阶级关系非常显明。农民反地主之意识，乃极易挑拨。少数青年有组织的煽惑，乃极易收效。”类似上文所说的“绅士地主”家庭，即拥有功名、官宦及耕读传统的士绅家庭，他们虽然未必拥有多少土地，甚至是所谓的“小地主”乃至“富农”家庭， 但却具有“学而优则仕”的浓厚家风。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兴起之后，这类家庭的读书子弟常会选择赴外升学，在其接触新思潮、新式知识社群甚或革命组织的过程中， 很容易产生一些革命者。寻乌县革命领袖古柏， 就来自“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的绅士家庭，“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该族家长甚至“以家无白丁自期”，要求家族子弟“最低限度， 当博一青衿”。在这种世代相传的科举文化浸染之中，又值西方新潮思想大举输入中国的特殊时代，塘背古姓的两位著名绅士———四十二世孙古有平、四十三世孙古鹿苹的家庭，也有成员深受革命思潮的洗礼。古有平既是晚清最后一科拔贡，又曾就读于江西省立法政学校，后返乡“充县立校长及建设局长”，“掌教三十余年，邑中名士多出其名下”。其子古作邦，是《寻邬月刊》撰稿人之一，1927 年“因受革命风潮之启导”，“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习炮兵科”。古有平的第三个女儿古省英， 曾赴梅县读书， 参加过“三·二五暴动”， 后与王月庭一同避往南洋，二人结成连理。举人古鹿苹的女儿古婉玉， 与古柏同年，14岁时考入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毕业后回县任教，1926年在中山学校任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三·二五暴动”，并曾担任县苏维埃妇女主任。前清秀才、县立高小校长赖翱虚，与“新的城东小学校长”刘段轩，也大致属于这类曾经“接近”或“同情”过革命的士绅家庭。
  19世纪前半期，中国平均每县大概有六七百名士绅。清末民初学校教育的兴起，使得拥有高小以上学历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一数量。许多平民家庭，包括那些土地较少、收入未必宽裕以及上代缺乏读书传统的家庭，只要财力上勉强能够承受，哪怕是告贷有门，就有可能设法送子弟上学。尤其在兴学潮流能够辐射到的区域，譬如学校周边或距离学校较近的区域，以及那些商业贸易相对便利或发达的交通线路的市镇区域，新式学校的设立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无疑容易刺激并满足普通家庭供给子弟获得知识、学历和社会地位的广泛需求。就士绅家庭的子弟而言，考高小、升中学乃至上大学，也许只是自己的人生当中长辈早就规划好的一条常规道路; 但对于欠缺社会上升通道的平民家庭来说，这很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在学校教育相比科举制所提供的更多机遇面前，处于士绅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中等阶层家庭， 或相对宽裕一点的平民家庭，由于社会地位不高，甚至有可能对子弟入学会表现出更炽热的期望。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就发现，小地主家庭派遣子弟进学堂特别积极，“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 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以至于他认为“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衙门的小吏和开店的商户，这类在传统的科举文化中颇受轻视的家庭，也毫无障碍地成为新式学生的来源。前者如“新寻派”领袖何子贞，《寻乌调查》说他“小时很苦”，其父在“县衙刑房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很可能是父子发迹后的事情; 后者如在寻乌城开伞店的彭老五子，全家“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两个兄弟则在城东学校念过书。总之，这类家庭数量巨大，他们包含了美国学者韦思谛所说的“精英中那些最低的、最大的和最易变的阶层，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对那些企图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人都是极端重要的”。
  中小地主乃至“半地主性的富农”的家庭，并不会必然地产生革命者， 正如他们当中并不会必然地产生“反革命”者一样。毛泽东用“破落户”、“新发户子”的二分法， 来辨识此类家庭诞生革命者的可能性。在这些大多愿意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的家庭中，毛泽东认为，经济地位趋于恶化或处于下降过程的家庭，最有可能孕育革命知识分子。第一种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 、刘维鑪(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席) 、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 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 、钟锡璆(红军营长) 、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 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 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 第二种“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种论断，美国学者韦思谛认为:“合作派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下层地方精英阶层的破落户后裔，其中有不少的进步的中层或上层精英。那些关于其他革命者的简约传记资料一般都支持这个描述，即革命的领导主要来自下层精英阶层，特别是‘破落户’。”与“破落户”相对应的是所谓的“新发户子”。这一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大地主或旧绅士“破落”下来的阶层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处在“方新之气”的上升过程，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 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由于“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这些家庭当中“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这些“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寻乌有些人的说法中不叫小地主，而叫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毛泽东认为:“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破落户”与“新发户”的二分法，与大、中、小地主的分类法一样，背后都隐含着这么一种革命史观念，即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或恶化，会导致其中的家庭成员产生革命诉求。从寻乌调查的文本结果来看，这确实是毛泽东基于社会观察的重要发现。但是，如同大中地主家庭并非“全部都是反革命”一样，这种辨识革命家庭的二分法，也不宜过度简单化或标签化。寻乌县最早一批参与暴动的革命者，多数具有高小以上的教育背景。换言之，革命思潮在早期主要以教育为媒介，才得以向地方社会传播。因此，一个家庭不论是不是“破落户”，其成员走上革命道路的前提条件， 首先不是取决于家庭“破落”的程度，而是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家长对待教育的态度。在中国社会，这种态度长期受到科举文化影响，并经常由家庭财力所左右。寻乌县最早一批革命者的家庭，无论其是否“破落”或“破落”程度如何，应当多数能够设法供给其子弟完成私塾启蒙、高小乃至中学的教育。例如出身名门的刘维、刘维锷这一对堂兄弟(刘维的同胞兄弟刘维鑑估计也应包括在内)，他们幼时“由祖父刘汇海请人为师在家读私塾，后转入爱群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两人再分赴梅县、平远等地求学。如果确如《寻乌调查》所说，这两兄弟是由祠堂资助上大学，那么他们兄弟此前的教育支出可以表明，刘家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原本并不算差。实际上，就当时江西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农村普通家庭勉强只能负担高小层次的教育支出。至于中学以上、远赴外地的求学费用，一般高达数百元，即便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这无疑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持续近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教育支出，甚至有可能将一个以农为本或耕读式的家庭拖垮。就此而论，《寻乌调查》列出的几位“破落户”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潘丽、刘维、刘维锷、古柏等，他们祖辈在当地很可能都有较显赫的功名背景，其家庭“破落”正是相对于祖辈而言(由于分家传统、应试能力等因素影响，这种“破落”是社会常见现象)，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家庭就一定沦落到了贫穷的境地，更不能说明其家庭在他们走上长达十年左右的读书道路之前，就已沦为“破落户”。
  宗族在清末民初寻乌的兴学潮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寻乌县各姓宗族，大多对子弟获得功名或文凭有“抢花红”、“分胙肉”等奖励，很多家庭难以阻挡这种既可光宗耀祖、又可得实惠的诱惑。有些地主甚至以五块钱一股，凑股子办“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 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宗族奖学的惯例，助长了科举制废除后的求学风气，也弥补了少数家庭在教育费用上的不足。对寻乌读书人的革命化起到引导作用的邝摩汉和刘维、刘维锷两兄弟，均是这种宗族制度的受益者。此外，一个家庭对教育的态度，有时还会受到亲戚朋友、授业教师等的影响。寻乌革命领袖之一的钟锡球，就曾“有个八叔，是个读书人”，“由于八叔的熏陶，锡球非常羡慕英雄好汉， 特别崇拜岳飞、范仲淹、林则徐，深为他们精忠报国、忧国忧民、为民除害的壮怀所感动”。“八叔”在文化上的感染力，或许有助于钟锡球摆脱功利性的教育观念的束缚，甚至坚定其读书的兴趣和决心。
  尽管教育在民初中国仍属稀缺的公共物品，但只要上述因素发生作用， 就有可能使一个稍有财力的家庭，愿意筹款供其子女上学。就算是毛泽东鄙视的“新发户子”， 也有可能为了光耀门楣， 或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识字、记帐等简单需求，而萌生供子弟读书的念头。不过，无论是对于“破落户”还是“新发户子”家庭而言，相对弱势或者如《寻乌调查》所说“没有权”的家庭背景，确实有可能对其子弟入学读书后的人生前景产生很大影响。在科举时代， 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的功名高低，会在身份地位上获得制度保障，而未必再需要从家庭或家族关系网络中得到帮助。即使是那些暂时甚至长期没有得到某种功名以及与之匹配的身份地位的士子来说，他们仍能心怀希望等待下一次的科考机会。但当科举制自清末被废除后，不仅读书和入仕的制度通道被戛然切断，而且读书人在毕业后即必须脱离学校，不能安然享有学生的社会身份，更乏特权可言。更严峻的是， 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谋得职业，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下，家庭背景对于毕业生、特别是中小学毕业的重要性，经常超越了学历本身。这种背景在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 来自城市家庭的毕业生如果不能凭借较高学历在外获得发展机会，仍有可能回到本城谋生，寻乌县一些地主家庭的子弟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来自乡村家庭的毕业生，不仅回乡谋生的意愿较低，在乡村所能获得的机会也较少。在城乡分离或城市优于乡村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下，部分来自乡村家庭的毕业生通过各种渠道或关系留在城市——包括原籍所在地的城市，另有一些平民家庭出身的读书人，以及许多来自乡村、难以在城市立足的读书人，他们都有可能对城市原有的权力格局产生不满，并进而组织和发起某种形式的挑战。由于清末民初对新学的社会需求，以及传统绅士的迅速衰落和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事实上这种挑战存在相当多的成功机会。在寻乌县，所谓“五虎将”的倒台，潘明徵家族势力的崛起，以及“新寻派”和“中山派”的嬗变更替，清晰地展现了不同代际的读书人围绕县城政治舞台的挑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潘明徵家族势力和何子贞为首的“新寻派”的崛起，背后都不乏权力、人脉和财富的运作，他们代表了清末民初不以功名为依托的地方士绅势力逐渐坐大的趋势; 然而，那些来自普通家庭或在城市中缺乏权势凭借的读书子弟， 由于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在言论上不免趋于激进，甚至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全国范围而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因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产生了共鸣，而就与寻乌相类似的区域社会而言，这种以阶级对抗的语言所表述的社会危机理论，与底层读书人对于人生出路的新选择，也很有可能产生共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知识分子，不会满足于派别斗争的常规路径， 而是可能寻求社会的整体改造，这样一来地方社会基于读书人的代际差异和利益竞争所兴起的派别斗争，就有可能朝着马克思主义宣称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发展。正是从大中小地主内部斗争的视角着眼， 毛泽东把寻乌革命运动的缘起过程， 理解为“由这两个阶层( 小地主与大中地主) 的斗争， 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 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 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是较为少见的从革命知识分子以家庭为轴心的社会关系而非泛化的阶级理论出发，对革命缘起的原因和过程进行解释的一段论述。这段论述里面到底有没有掺杂毛泽东对其自身革命生涯的深切体会，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从寻乌县最早的一批革命先驱， 还是从毛泽 东或与寻乌邻近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彭湃的家庭背景及其走向革命的人生历程来说，这段论述都有若合符节之处。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读书人与底层生活的距离，或许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晚清举人古鹿苹的嫡孙古游生， 人到中年犹能忆起“在家乡塘背村念书时， 逢假期要担任牧牛工作，黄昏牵牛回家，赶牛进入牛栏”。农耕文明维系着村落居民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聚族而居也有利于强化他们之间的共同体意识。爱群小学教员刘淑士曾对寻乌人浓厚的宗族意识评论说:“吾邑人们的习惯，很喜欢争姓光，顾族谊，谈论房份，如造族谱呀，做祠堂呀，结族团呀，修祖墓呀，立公尝呀，都足以维持宗法社会的制度。乡村里的父老兄弟们在月夜谈天，往往计算某姓有几个大绅士，某族有几个富豪家，某房某股有几个男丁，几坟好风水。人人脑子里都似乎印着某姓某族某房股的字样，一碰了什么岔子， 就将全副精神集中在姓氏、房族”。这种亲族意识在科举制趋于瓦解的清末民初，仍能促使旅外求学的寻乌读书人保持联络或互相帮扶。例如，刘维在梅县五中毕业后，已考入黄埔军校，后把学籍让给了同学兼同族的刘瑞标。与古柏小学同学、在族中属于同一字辈的古显汉，1926 年由梅县五中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古柏曾写信劝他:“希望你努力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将才，带着许多人马从反动营垒里起义，投奔到中共这边来。”这封信的内容虽可存疑，古显汉也显然并未听从古柏劝说，但大致可以窥见寄养于梅家的古柏，与塘背古家仍保持着某种人际交往。对于生长于乡村常见的多子家庭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更为核心的亲族纽带是同胞兄弟或堂表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古柏与古梅、古松、古楠等， 刘维、刘维锷与刘维鉴等，都显现了这种能使他们与家乡保持联系的兄弟关系纽带。
  尽管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并未中断，但古柏刘维这一代的读书人——比古柏长一辈、但年龄相差不大的古作邦实际上也可以算作这一代——与其上一代的读书人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脱离乡村去追求自己将来的人生道路。在此之前的科举环境中，读书人很少离开本地。除了少数人有机会做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本地业儒、耕读或料理家政，这与他们耕读结合以及静候下次考试的生活状态并不矛盾。学校教育兴起后，他们的流动性开始增加。从商是寻乌读书人的主要去向之一。至民国初期， 寻乌县农、工、矿三业都呈衰落现象， 独有商业“偏日见进步”，全县除县城不计外，大小市镇“有二十余座”， 商店、商摊“也日见增加”，因此“小学或中学的毕业生，多数入了商界”。与从商仍有可能留在本地相比，读书人更具变革性的流向是，他们升上中学或大学后，往往不愿回乡生活。这种越来越普遍的变迁趋势， 逐渐消蚀着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文化根基。此外，由于毗邻广东的寻乌县自民初以来即属南北交战区域，加之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基层社会缺乏正常上升通道 故而投笔从戎也成为许多读书人的出路选择。清代时的寻乌县，“邑中军队寥寥无几，故邑人藉着军队势力而发迹的很少。今也不然，频年以来，邑中经过十几次大军云集，有志之士，都想依附末光， 到军队里去当书记、差遣、编修、见习、委员、咨议……的，不可胜计”。寻乌县官立高等小学毕业的谢嘉猷，就在读了江西法律预科后投身军旅， 后充任江西陆军第四师第八旅营长、团长等职，目前所知该族在第八旅任职的六人中， 至少有两人系高小毕业。寻乌县“于民国十四、五年间”，甚至“掀起了阵到‘黄埔去’的热潮，当时到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屈指难数。”在这些寻乌青年中，有不少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士绅家庭。除曾经考取黄埔军校的刘维之外，还有拔贡古有平之子古作邦，贡生刘顺荣之子刘承治，祖父为秀才的黄石等，他们均在考入黄埔军校后成为军人。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军事干部的邝任农，在寻乌念初中时“参加闹学潮冲击新寻学校”，被县教育科开除学籍后，也差一点投考黄埔军校，只“因国民党‘清党’停办未去”。迄至20年代中期，读书人通过各种流动方式，离开乡村赴外谋求发展，渐已形成一种社会趋势。求学过程中加入中共或表现“左倾”的寻乌学子， 在这方面与同时代的读书人相比， 起初并无太大区别。
  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到了1927年上半年，因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而趋近尾声。国共政争瞬时改变了中共党内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活动轨迹， 在他们当中涌现了由城市回转乡村的“逆向”流动。在此时期，古柏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 回到寻乌开展革命活动; 刘维从广州， 刘维锷从北京，王月庭、何家常、钟锡球从广东梅县、平远，邝才诚、林金容退出黄埔军校，纷纷返回寻乌; 潘叶煌从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暴动后，经井冈山也赶回寻乌。这批主要崛起于学生运动当中的知识青年，原以大中城市或核心区域的社会运动为人生舞台，在家乡人眼中被视为步入社会上层阶梯的成功者，但经此政治变局之后，他们被迫回到逼仄的小县城甚至小乡村——驱使他们接受这种空间转移现状的原因，除了“清党”形势的压迫和中共组织的命令，还有他们性格当中被革命年代所激发、未经时间消磨的政治雄心。当年秋天，他们就在县城南门外秘密成立了寻乌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潘叶煌任支部书记，刘维、古柏等人为支部委员，支部隶属东江特委领导。广东的海陆丰起义和江西的南昌起义，这种以攻占省府或县府为战略目标的暴动模式，均能为中共的地方组织提供革命成功的示范和启示。他们在实现活动空间转移的同时，已不只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普通干部或服从命令的追随者，而是一群必须自我开拓革命领地的创业者。位于边缘地带的寻乌县，由此成为一群年青创业者的共产革命试验区。
  这些中共党员不但拥有土生土长的社会关系， 而且他们此前在家乡已经传播过革命思想和组织网络。1927 年返乡革命之前，古柏等人就曾在寻乌县开展过短期活动。邝任农回忆，古柏在“1926 年暑假回来开了一次会，当时还印发了秘密刊物《石溪新潮》”，邝本人则在“1927年1月入团”，当时他在尚志学校念初中，并在这所中山分校参加了“中山社”和冲击新寻学校的学潮。1931年的一份资料也证实，1927年2月寻乌县“召开全县代表大会，‘中山派’人， 因竞选失败，大肆捣乱的技。中山学校及其分校的创办或重组，从表面上看，响应并实现了《寻邬月刊》杂志社和当地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当地设立中学的长久愿望，这也可能是其得到曾有澜支持的重要原因，但其实质却无异于复制了革命潮流下的梅县、平远等地的中学模式。通过仅交四元学费入学等优惠方式，它们将那些因家贫而未上学或升学的青年，通过念中学、小学或夜校这种方式，吸纳进寻乌平民合作社或中山社这类外围组织。学校在满足平民子弟上学愿望的同时，实际上也成为革命传播的主要媒介。然后，中共寻乌支部再透过这些外围组织成员的活动，以及党员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将革命的思想和组织秘密向底层社会渗透。后来成长为红军干部的刘泮林，就是在这种革命传播的环境下加入革命组织。他回忆，当时正值“1927 年冬，我村的刘廷爵、刘自兴等几位青年在寻乌中山学校读书时，由于在学校接受了革命思想，他们回到家乡时就用讲故事、讲现实等形式来传播革命思想，同时秘密邀请较激进的青年农民刘子丁、刘世隆、刘长生、刘德生等人， 以参加‘三点会’为名作掩护成立了我村第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 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利用访亲结友等方式逐步发展成员。”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李桂英，“是一个农村妇女， 因为家里很穷， 七岁时便被父母卖给东团一家人做童养媳”，后来因为“三二五暴动以前，东团上坝有个中山学校的学生叫刘耀环，经常接近我，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路，启发我的革命意识，并分配一些秘密工作、任务给我”，“所以第一次在长举暴动时，我也就拿了一把菜刀参加了暴动。”
  此一时期中共党团成员在寻乌的活动， 一方面仍可看作是广州、梅县、武汉等地政治运动的延伸。他们中的骨干人员，成长于国民革命中相对核心的一些区域， 并从那里获得从事群众运动和革命宣传的政治经验; 其散发传单、公开演讲、印刷宣传口号等工作方式，均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街头”政治中擅长运用的革命手法; 其发展和吸纳同志的组织形式，如寻乌平民合作社、中山学校、中山社等，也很明显起源于古柏等人在梅县建立的同类组织。寻乌作为国民党当局无力严密控制的地方革命舞台，俨然成为上述经验可供复制和传播的场所。另一方面，古柏等中共党团成员的活动，又孕育着一些不同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革命运动方式的特征和趋势。在组织形式上，平民合作社、中山社等相对于中共正式党组织而言的外围组织， 以及秘密会社性质的“三点会”，在串联和发动底层民众的过程中，实际上担当着主干作用。它不受中共发展党员的人数限制，对成员很少有加入资格的要求，并且更能直接满足大众在教育、减租减税以及团结互助等方面的利益需求，因而在底层社会比中共正式组织更具扩展优势。在加入程序上，它对于底层民众所采用的斩鸡头、喝血酒、挤香火、对天发誓、歃血结义等民间仪式，要比中共规定的填具表格、举手表决、入党宣誓等正式程序，更富神秘性和隆重感，更符合底层民众的“迷信”心理。在有些场合，甚至加入中共的宣誓程序，也需要掺入这些民间仪式的若干元素， 才易于被底层民众所崇敬。血缘性和结拜式的兄弟关系，在这些组织中成为强化同志关系的重要纽带， 并构成中共党团成员向外扎根发展的重要支点。以同姓、异姓兄弟为纽带的家庭乃至家族式的革命参与方式，不仅促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而且使这类以民众较易认同的伦理观念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在乡村社会具备更强的凝聚力。正是这类符合底层社会的发展需求和民众习性的外围组织及其整合方式，弥补了中共正式组织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的功能不足。寻乌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 很快由数十名革命知识分子扩及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并从后者当中涌现出新的革命干部。
  随着外围性的革命组织向底层社会扩散，中共欲举行暴动的秘密讯息变得易于泄露。暴动随时面临因讯息泄露而发生变故的危机，或因对成员的言行难以约束或掌控，而被意外激发。在关系盘结、消息互通的乡村社会，这种可能性显得尤为突出。各种可能发生的困难或突发性事件累积起来，使暴动很少能够等到水到渠成或条件成熟的时候才爆发。1928年初，寻乌党组织原拟将暴动日期推迟到夏收谷子成熟之时，不料留车的邝世芬“在庄干小学开会传达时， 被当地地主陈剑月探知，泄露了暴动机密，不得不提前到三月二十五日举行暴动。”另一种说法是，“一日中山学生， 联络城东学生，向新寻演武剧，经商会长郭友梅拦街跪阻，倖倖不休，次日中山学校，印‘赤裸杂志’数百份”，“仿匪报‘先锋’的体例，明目张胆，鼓吹共产”，“县长谢寅无法制止，发电请兵，希冀镇摄，电泄，中山学校的暴烈份子，就主张用“先发制人”的伎俩， 于民一七( 戊辰) 三二五， 突然闯入城中，暴动起来! ”3月25日黎明，以中山学校师生为先锋的暴动队从南门攻进寻乌县城，留车、南桥、篁乡、龙图等地的暴动队伍同时响应，暴动人数的总规模据说达到五万多人。在暴动过程中，新寻派几位骨干成员的房屋遭到焚毁，“发电请兵”的电报局长被绑赴马蹄岗处死。他们还命令，“寻乌县所有的房产契约、土地证书都要上交和烧毁，如果契据不上交，契据所有人将格杀勿论。”
  寻乌“三·二五”暴动，与这一时期中共在其他地方的暴动一样，均以攻占城市为运动高潮，并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对象，随后即遭遇国民党当局调兵镇压。参加暴动的人员中，“被杀害的有三百多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捕杀害了”。暴动本身虽然是短暂性的，但其深刻的影响在于，原先遮掩在常态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政治分歧，被异常激烈地暴露出来，并在此后极难被调和或修复。政府当局在这场暴动之后，毫不犹豫地与新寻派采取同一立场，查封了中山派的大本营——中山学校。由于暴动在县城——全县瞩目的公共场合——展现了“赤色恐怖”的真实图景，几乎没有人会再认为: 中山派和新寻派的分歧， 只是读书人之间争权夺利或政见不同所表现的派别斗争。显而易见，它已经完全转化或呈现为政府当局和中共势力之间的殊死搏斗。这种以推翻现政府为目标的武装暴动，明显超出了士绅家庭乃至普通家庭通常对家中读书人的言行自由性的宽容程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整个家庭的生存带来巨大危险。暴动就像是一条分界线， 断然将寻乌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参加、支持暴动的阵营，与反对、疏离暴动的阵营。拔贡古有平、举人古鹿苹，不论如何看待自己女儿参与暴动的行为，此时都已无法公开维系这种父女关系。古作邦、古显汉、刘瑞标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原本与古柏、刘维等同受革命潮流影响，并存在某种人际交往，亦由此而与中山派形成彻底的敌对关系。被卷入这场暴动的中山学校“名誉校长”、著名士绅曾有澜，暴动时就已匆忙逃出寻乌城，此后既受政府当局通缉， 又未再参与中共革命， 只能在外漂泊。暴动的参加者邝任农当时虽非中共党员， 其名字也未必为新寻派所知晓，但当他“到了河角姑姑家里。当时姑父、表兄都不见面”，次日表兄告诉他不能回家， 故而只能“住在山上杉树下”。在各种舆论压力、生存困境或当权阶层的诱惑之下， 少数参与过“三·二五暴动”的成员， 甚至成为中共革命的反叛者。
  暴动的大部分领导者和参与者并未屈服。身份暴露的邝才诚、王月廷、何家常、古梅等暴动骨干，辗转逃往南洋暂避风头。潘叶煌、潘明庆、潘丽、古松等人，在赣闽粤三省交界的罗福嶂伺机再起。古柏先避往梅县，不久后即返回寻乌，与钟锡球等人一起，在大田、黄砂等处发展势力。边界山区的有利地形这时开始发挥独特作用。罗福嶂、阳天嶂等便于潜藏和腾挪的山形地貌，为失去学校制度以及士绅、教员等身份掩护的中共暴动势力，提供了生死攸关的自然环境庇护。正是依托这种地形的掩护，古柏、钟锡球、潘叶煌等革命领导人在阳天璋、罗福璋等地顽强地生存着， 并不断在底层社会扩充革命势力。出人意外的是，寻乌县政府对暴动人员的通缉措施，由于“主张报‘通缉’的，和开姓名的人，绝无一点良心，也不调查清楚，平日与其不合意的， 认为匪; 与他有抵触的，也认为匪; 与他吵过几句口，争过一回醋的， 尤其是认为匪。将名字报出去， 密密封锁起来， 不令民众知道。因为这个办法，甫经戡定的寻邬，变成‘疑鬼疑神’、‘人人自危’的寻邬了! ”政府通缉令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客观上帮助了中共干部在寻乌底层社会发展势力。
  暴动后在寻乌进行武装反抗的中共人员，刚开始人数其实并不多。但正如数千人的黄埔新军抱着不怕死的精神，竟能改变广东乃至南方的军事格局一样，在当时江西多数县份，当地的中共党员或组织只要能拥有一股上百人的武装势力，就已足以与县府当局少得可怜的常备保安队伍进行对抗，更不用说对地方社会形成威慑，并源源不断地汲取其资源。1928年下半年，在罗福璋游击活动的中共势力，遭遇国民党地方部队和寻乌保安团队的一次联合打击、潘叶煌、潘明庆等十余名革命骨干牺牲。但国民党军和负责守卫县城的保安队，绝无可能长期固守山上。负责“围剿”的国民党部队一退出，中共势力就又恢复活动。双方难以休止的拉锯战，不仅考验甚至折磨县府财政的长期负担能力，而且县府保安队胜少败多的战绩，以及县府无力在全县遍布保安力量的事实，越来越使寻乌县认同国民党政府和疏离中共势力的民众失去安全感。
   “赤色恐怖”的来临，使不想与革命沾上关系、并有能力迁徙的家庭，开始设法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或往县城暂住，或向外地逃难。尤其对于生活在中共势力范围及其周边区域的民众，或者那些缺乏政府保护、易受中共打击的士绅和富户家庭来说，外出避难成为一种常见的选择。对于这类逃难行动，寻乌中共组织曾派赤卫队进行截击。然而，这种阻止外逃的武力打击，一方面拦截了部分意欲逃离的家庭，另一方面则使怀有这种想法的家庭，愈发坚定外出避让的决心。一些有实力的家族，试图动员和组织家族力量，凭借赣闽粤等省特有的围屋——一种带有武装防御功能的家族群居建筑，防止和抵御革命势力的进攻。谢嘉猷、古乐三、潘金棣、刘瑞标等拥有习武或军事背景的在籍人士，由此成为家族武装或地方民团的领袖人物。尤其在北半县， 早年投笔从戎、曾在赣军赖世璜部任过团长的谢嘉猷，以家乡澄江为基地， 组建起一支战斗力颇强的地方武装，一度阻遏着中共势力在北半县的扩散。但在南半县，以及南半县、北半县的交界处 除了一些拥有防御力量的围堡，其他地方多数都处于中共游击势力的辐射范围之内。士绅、富户家庭的逃离和减少，以及内战双方对房屋和财产的持续破坏，使得南半县的社会财富急剧流失。在战乱环境下，农业耕作也较难得到稳定收获。大部分居民越来越需要庇护于中共革命势力，才能维持生存。他们中的一些人适应了革命环境后，甚至敢于挑着担子，跟随在中共武装后面， 预备战斗胜利后夺取战利品。在政府当局不能保护民众生存权利的环境下，支持或迎合中共以获取政治上的权力或经济上的利益，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发展生存能力的一种选择。
  1930年，中共曾想一鼓作气攻下澄江，使赣粤红区联成一片，但未料到遭遇谢嘉猷率领地方武装顽强抵抗。当日大雾迷漫，东江工农红军第五十团进攻受挫， 团长刘光夏阵亡，参谋长邝才诚被害。澄江战役令中共在寻乌的军事力量损失惨重。但此时的寻乌，已经成为“朱毛”红军攻闽伐粤的战略要地。在“朱毛”红军数千正规军队力量的进攻下，谢嘉猷从澄江败退，寻乌中共势力乘势发展至北半县。1931 年，红军再次攻下寻乌城，代理县长潘梦春等逃避不及， 退守刘家祠， 卒至两千多人被中共俘虏。《寻乌调查》提到的许多“反革命”人物——潘梦春、何子贞、陈登祺等， 稍后均被处死。在革命势力这一边，“三·二五暴动”后幸存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这时大多在寻乌中共组织或政权中担任要职，他们目睹了寻乌共产革命的高潮。在他们身后， 许多底层民众、尤其是年青人借由这场运动从底层社会崛起。他们有的在中山学校读过书，有的几乎没有正式上过学。这一年寻乌县长向江西省政府呈请通缉革命分子共 120 名，“杀头三”、“观音保”、“它背二”、“獠牙四”、“挖脑四”等带有底层印记的一些人名赫然在列。相比古柏那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早期干部来说，这些革命者不仅人数众多，平均年龄更小，而且对中共组织的服从性甚至超过了前者。此后即使寻乌许多早期革命干部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错杀， 然而这场革命运动却丝毫没有停摆的迹象。大量来源于平民家庭的年轻干部和革命分子，其时已经构成了中共在底层社会进行政治控制和革命动员的坚实基础。
  ( 本文作者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