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起来”的多维审视
——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思考(二)
来源:《学习时报》(2017-11-06)        发布时间:2017-11-13
  陈远章
  中华民族“站起来”以后,就有“富起来”的渴望。所谓“富起来”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走向共同富裕。“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实现的伟大使命。“富起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往前走的,但“富起来”真正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富起来”是一个伟大时代,领导开创这一伟大时代的核心人物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富起来”。
  “富起来”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对中华民族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于西方,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展的代名词,中华民族则是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潮流,成为西方现代化的牺牲品。古老的中国憧憬现代化,渴望通过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几次想挤进世界现代化的快车道,梦想都破灭了,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就是这方面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是迈不进现代化大门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实质性展开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开始艰辛的探索。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加上“左”倾错误的干扰,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被严重扭曲。所以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开始了“富起来”的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扬弃。新中国在酝酿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时候,正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传统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文化,西方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西方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担负着开化其他民族的使命。这种理论曾经大有市场。以致许多国家都想走西方现代化道路,像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国家韩国等,还有非洲一些国家。但后来大多数国家的预期都落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人物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布莱克指出的:“没有一个把改革社会经济政治作为首要任务的现代化领袖,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是不会有很大改变的。”邓小平就是这样的“现代化领袖”。中国式现代化堪称邓小平的首创和杰作。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了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定海神针”,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
  邓小平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之所以这么讲,主要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战略选择,没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一基本路线后来被称之为党和人民“生命线”和“幸福线”,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富起来”的“保障线”。同时,邓小平设计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些设想都是切实可行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富起来”是中国的制度性成功
  关于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国内外有不少的诠释。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巨大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这种观点是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在国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又比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韩庆祥在其新著《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把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归纳为八个方面,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一性,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权威性,治理决策与执行的高效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政策制定执行的连续性,区域部门联动的协调性,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灵活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性。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中国着眼于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形成和完善具有复合型优势的中国制度。这种制度为中国这样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超复杂社会治理的国家量身定制,因而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稳定性,这是中国成功的根本所在。所以说,中国的成功,或者说中华民族“富起来”,是制度性成功,而制度性成功,跟制度一样,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长远性。
  “富起来”是对世界的开创性贡献
  中华民族“富起来”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对世界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有些贡献更是开创性的。
  其一,“富起来”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失灵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讲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新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洞察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这些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理论指南。
  其二,“富起来”的实践挽救了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注入了正能量。苏东剧变后,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体系重新成为世界的主宰,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彻底战胜了社会主义,声称“历史的终结”,断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在国内,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有的人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人云亦云,有的是别有用心,总是试图把中国拉到歪路、邪路上去。对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无论在什么场合,态度都非常鲜明。1987年3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些犀利而又深刻的言辞,讲出了我们党的自信,讲出了我们党的底线,愈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实践证明,人类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优越于资本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开创者。这为社会主义摆脱困境、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