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铜鼓苏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及对湘鄂赣苏区的贡献
来源:《党史文苑》2017.05        发布时间:2017-04-22
  李中华   彭志中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36)
  [摘 要]铜鼓苏区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和红五军的直接帮助下,铜鼓苏区的武装斗争得以蓬勃发展。无论在大革命的酝酿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苏区全盛时期以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都有其鲜明特征。铜鼓苏区武装斗争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巩固作出积极贡献,奠定了铜鼓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铜鼓 湘鄂赣苏区 武装斗争 贡献
  [作者简介]李中华(1969—),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彭志中(1977—),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江西地方党史。
 
  铜鼓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北抵修水,西靠平江浏阳,东南与万载、宜丰、奉新相连。铜鼓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西有逶迤 200 多里的大沩山,南接罗霄山脉,北靠幕阜山,地势十分险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鼓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政治中心,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机关两次迁驻铜鼓,使铜鼓一度成为领导指挥湘鄂赣革命斗争的中枢。铜鼓的武装斗争在开拓苏区中不断发展壮大,也经历了不少曲折。铜鼓苏区的武装斗争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使铜鼓苏区成为湘鄂赣苏区的腹地和红五军、红十六军(师)等工农红军及地方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依托。
  一、铜鼓武装斗争发展的基础条件
  铜鼓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迅速波及铜鼓,奎光小学、至诚小学的进步师生及县城居民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并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人推动下,全县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下,在红五军的直接帮助下,铜鼓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一)大革命推动下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大革命时期,铜鼓先后建立过 3 支革命武装。1926年11月,由中共铜鼓支部领导的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建了工人纠察队,队员 100 余名,全系县城工会会员。工人纠察队由县总工会负责人赖怀恺、刘志先、刘虎臣等直接指挥,使用鸟铳、梭镖、大刀等武器。工人纠察队执行维护县城革命秩序、向土豪劣绅派捐等任务。1927年6月,在铜鼓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六四”事变发生后,上庄纸工会联合上庄农协会,组建了360人的工农义勇队。纸工会会长曾春皆任总指挥,以缴获和自制的梭镖、大刀、松树炮为武器。1927年6月19日,以胆坑为中心的第七区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拥有 36 支步枪、4 门台炮,以及千余梭镖、鸟铳、大刀等武器,七区农会会长李建康任总指挥。虽然这3支革命武装在国民党新军阀的血腥清乡中相继解体,几位领导人亦惨遭杀害,但是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它是铜鼓苏区武装斗争的先声,锻炼了革命群众,为铜鼓苏区武装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1927年9月,毛泽东亲临铜鼓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直接指挥第三团的起义工作(前身是浏阳农军)。第三团进攻铜鼓县城,击溃守军,缴枪20余支,打开监狱营救出10余名革命者,帮助恢复部分工会农会的活动。在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下,铜鼓党组织和工农群众踊跃参加斗争,100多名青壮年参加起义部队;工农会骨干袁玉辉、傅道源、王槐坤等人帮助起义部队侦察敌情,引导部队深入乡村追剿反动武装,活捉并镇压了靖卫团大队长帅尚奎,清算了帅亚农等数家豪绅地主,处决了刘文先等几名罪恶昭彰的豪绅恶霸。秋收起义部队进军湘东时,上庄、英坑等地工农武装配合起义军,参加了攻打浏阳白沙、东门的战斗。秋收起义的伟大斗争在铜鼓播下了不灭的革命火种,对铜鼓苏区的武装斗争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红五军的直接帮助。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发动平江起义, 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五军。红五军转战江西,曾数次攻克铜鼓县城。在创建和发展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中,红五军与铜鼓党组织及苏区工农群众紧密结合,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打土豪斗争, 帮助建立红色政权和游击武装。9月17日,红五军党委和平浏修铜四县县委在铜鼓幽居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会后,红五军向铜鼓苏区“发给相当武装自卫”[1]P47。红五军进占铜鼓,不但使铜鼓苏区红色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且为铜鼓苏区的武装建设创造了优越条件。
  二、铜鼓武装斗争的形成发展阶段
  铜鼓武装斗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苏区全盛时期以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其鲜明特征。
  (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是铜鼓武装斗争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没有形成正规的武装,只有苏区赤卫队、少先队的一些准军事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游击队等。经历了国民党右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后,中共铜鼓地方组织一直非常重视建立自己的武装。1928年2月,里半天、柏树一带的党组织,在平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组建了200 余人的梭镖队,王翰垣任党代表,王书福任队长。同年3、4月间, 铜鼓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樊任民和幽居农会骨干王季民在幽居组织了一支红色恐怖队,樊任民任党代表,王季民任队长。1928年4月,中共铜鼓临时县委成立后,开始酝酿建立铜鼓苏区武装。8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赤卫队宜广大发展”[1]P79,“在湘赣边境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1]P24,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苏维埃政府之下的民众,人人应负赤卫的责任”[1]P 91-92的指示精神,中共铜鼓临时县委将原里半天、柏树、幽居一带的梭镖队和红色恐怖队改为赤卫队, 并将赤卫队组织扩大到北起幽居祖庄、南至高桥一带的广大地区。从1928 年秋冬起,随着铜鼓苏区的形成、扩大,苏区内24至40岁的青壮年男女编组为赤卫队,16至23岁的青少年编组为少年先锋队。 至1929年8月,铜鼓正式建立了7个区委,赤卫军共 12500余人。 至1931年底,少先队的人数发展到1784人,作为苏区武装后备力量的儿童团亦有1455名[1]P635。
  群众性的赤卫队分为常备、预备两种,各区都有赤卫队区队部的组织。此时的区队即区游击队,例如:第一区于1929年3月组建区游击队,刘坤任队长;第二区于1929年4月组建区游击队,王青山任党代表,刘仲任队长;第六区于1929年4月组建区游击队,邹勇任党代表,刘彪任队长;其余三、五、七、八区游击队亦先后建立。然而,此时的铜鼓赤卫队亦存在不少缺点:没有设立总队,队数分得过多,过于分散,编制不划一,每区有枪两支至十余支不等,“枪支过少,不能与敌人作战,失掉赤卫队作用”[1]P218。因而这一时期铜鼓只是具备了武装组织的雏形,还没有形成比较正规的地方红军。
  (二)苏区全盛时期。随着湘鄂赣苏区不断巩固与发展壮大,铜鼓苏区的武装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1年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军事部作为武装斗争的领导机构,铜鼓苏区亦相应成立了县、区两级军事部。以铜鼓苏维埃政府军事领导机构的成立为标志,铜鼓苏区形成了苏维埃军事部、地方红军、赤卫军、警卫营、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和突击队等组成的武装力量组织体系。
  1.苏维埃军事部。据《铜鼓县志》记载:为配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军事部,铜鼓苏区亦相应建立县、区两级军事部。首任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刘汉吾, 副部长汤显生, 继任部长有王兴周、王笑成、严幼贤等人。铜一区军事部部长王笑成等人,铜二区军事部部长樊均全等人,铜三区军事部部长邱寿仁等人。县、区军事部建立后,苏区武装的军事工作受军事部指挥[2]P195。此外,1931年建立少年先锋队铜鼓县总队部、劳动童子团县团部(后改称为共产主义儿童团县团局),前期县少先队队长由县军事部部长兼任。
  2.苏区地方红军。铜鼓地方红军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5月在梁塅组建的县游击大队 , 李纯卿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张迈兼任政委。游击大队有100余人,80多支枪。同年10月,全队编入红五军。1932年1月,铜鼓县重新组建游击大队,有100 余人枪,大队长冯秀其,政委陈宅梵(后由刘光武接任)。同年 9 月 6 日,冯秀其在进攻排埠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袁生继任大队长。1932年10月,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铜鼓县独立团,团长曾指南(继任周一),政委王兴周(继任邱凤梧),官兵200多人,枪36支。1933年上半年,铜鼓县独立团发展到 30余人,200 多支枪。同年秋,铜鼓县独立团从修水作战回铜鼓,途经修铜边境过水坳时遭到游扬所率县警察队和国民党正规军伏击,损失惨重。这年冬,铜鼓县独立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独立第一师。
  3.铜鼓赤卫军。1929年12月,湘鄂赣边赤卫军铜鼓县第三大队于幽居樟坑组建。大队长江海生,继任大队长袁生,樊任民、林树春、黄梓香先后任政委。初有100余人,40 多支枪,后发展成为拥有300余人、近200支枪的队伍。赤卫军隶属关系“归边特指挥,同时归各县委指挥”[1]P218。1930年6月,调出部分人枪编入湘鄂赣红军独立师。1931年5月, 铜鼓赤卫军奉湘鄂赣省军区指令开至排埠接受整编,调出大部分人枪编入红十六军。
  4.铜鼓县警卫营。1931年5月,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指示,湘鄂赣边赤卫军铜鼓第三大队的一部分在梁塅改编为铜鼓县警卫连,有50人,30支枪,连长樊映雪(后叛变),指导员吴泛舟。1931年10月,铜鼓警卫连奉命扩编为警卫营,人枪100余,营长江海生,政委樊任民,后由黄梓香继任。193年初冬,警卫营奉令开赴修水,编入红十六军;同年年底,铜鼓县委将各区游击队集中改编,恢复警卫营建制。
  5.铜鼓政治保卫局保卫队。1932年4月,铜鼓苏区组建政治保卫局保卫队,保卫局长张兆平兼任队长,后由叶勋、方兆生继任政委。初成立时,保卫队有队员14人,枪10支,后增至约70人枪。至1933年冬,保卫队尚存30余人枪。
  6.铜鼓县苏维埃突击队。1933 年冬,县苏从各区抽调20余人,十几支枪组成铜鼓县苏突击队,排埠人帅扬彪任队长,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三)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933年秋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国民党军在铜鼓、浏阳、平江三县边界上筑起三道封锁线,先后修建各类碉堡100余座,对湘鄂赣苏区进行分割、蚕食。1934年,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节节失利,中共湘鄂赣省委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游击战争的客观环境,在铜鼓苏区边境一带先后组建了沩山工作团、修铜及平修铜县委县苏、修铜宜奉边特委及东北分区,同时也相应组建了游击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坚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沩山游击队。始建于1934年春的沩山工作团,同时又是沩山游击队,隶属于浏阳县委、县苏。工作团主任黄彪兼任沩山游击队队长,游击队政委刘光武。沩山游击队有14人枪,以大沩山为据点,在原排埠区开展斗争。
  2.修铜游击队。1934年8月组建,队长吴春满,主要活动在修铜边境大龙山区,以及铜鼓的幽居、港口一带和修水的台庄、上杉、山口、漫江等地。
  3.平修铜游击大队。组建于1934年10月,对外称“湘鄂赣省军区第五支队”。大队长付彪,人枪百余,主要活动在平修铜三县边境三百余里的地域。
  4. 东北分区游击大队。始建于1936年9月,陈强生、吴嘉民先后任大队长,吴嘉民、刘珍吾先后任政委,全队五六十人。主要活动于修铜宜奉边境及奉新、高安、靖安边境山区, 以铜鼓龙门山、修水黄沙港和奉新茅岭为据点。
  上述游击武装中,沩山游击队坚持战斗到1936年冬,大部分壮烈牺牲。修铜游击队后编入平修铜游击大队,同东北分区游击大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37年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这几支队伍下山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奔赴抗日战场。
  三、铜鼓武装斗争的历史作用及对湘鄂赣苏区的贡献
  铜鼓苏区武装斗争是湘鄂赣苏区武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拓苏区、巩固发展苏区的斗争中,取得光辉战绩,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党组织在铜鼓苏区的领导地位,确保苏维埃政权在铜鼓苏区建立和发展,确保苏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益。铜鼓苏区武装斗争对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巩固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奠定铜鼓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开展五次反“围剿”斗争。铜鼓苏区创建之后,国民党军从1931年1月开始,先后五次对铜鼓苏区进行“围剿”。铜鼓苏区武装力量在中共铜鼓县委、县苏的领导和指挥下,先后开展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辉煌战绩,为铜鼓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931年1月下旬 ,国民党军驻修水 、铜鼓的第五十师发动第一次“围剿”,准备进攻铜鼓县委、县苏驻地排埠。中共铜鼓县委、 县苏同时派出县游击队和赤卫队共300多人枪,配合红十六军第九师作战,在西湖塅阻击敌人。1月24日,铜鼓地方革命武装配合红十六军第九师一举攻克县城,歼灭城内守敌;后诱敌深入,又全歼从三都、大塅前来增援的敌民团武装300多人枪,建立城区和12个乡苏政权,胜利粉碎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为配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敌以3个师的正规部队环视铜鼓并伺机进犯苏区;与此同时,国民党铜鼓县警察队和保安团也向苏区进攻。县苏游击大队和赤卫队英勇作战,两次战斗均获胜,并乘胜攻取罗坊、石桥两个团防点,全歼大塅团防队。5月21日,国民党朱耀华部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从万载向铜鼓县苏驻地排埠进攻。 铜鼓苏区军民坚壁清野,紧密配合红十六军作战,于6月20日再次攻克铜鼓县城,铜鼓县苏也从排埠迁至县城柳林街办公。 红十六军在回师石桥时,又全歼石桥保安团。第二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
  1931年7月,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8月,铜鼓反动武装纠集民团 300多人到丰田箬坪、北坑抢割稻谷,县苏游击大队会同红军一个营进行伏击,夺回稻谷 200多担,缴枪几十支。此外,县游击大队和赤卫军还在梁塅、幽居击退王健、游扬两靖卫团的进攻。25日,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两个团进驻排埠,修筑工事,围捕苏区干部群众,致使苏区遭受严重损失,县委、县苏机关被迫退往梁塅金子潭,后又退至浏阳千秋塅。
  1932年6月,国民党对铜鼓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在铜鼓境内增加驻军,企图长期驻守,阻隔铜鼓苏区与其他苏区的联系,从而围歼红军主力。为粉碎敌军“围剿”,湘鄂赣省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围点打援策略,准备拔掉插入苏区要害的钉子。6月11日,丰田、排埠战役打响。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缴获敌大量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俘虏敌官兵 300 多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出动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针对铜鼓苏区的进攻袭扰随之也更加频繁。1934年1月初,敌袭扰铜鼓县苏保卫局;下旬,敌进攻排埠。3月,红军学校第五分校第三分队在棋坪附近与敌遭遇激战。3月20日晚,敌偷袭上庄铜三区区委和区游击队。这些进攻和袭扰,使得铜鼓苏区损失较大,生存维艰。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铜鼓军民取得了虎坳战斗歼敌1个营的胜利,但由于敌重兵包围,红军激战失利,损失惨重。铜鼓苏区被敌分割占驻,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铜鼓县委解体,从此进入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二)保卫巩固苏维埃政权。 武装斗争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保驾护航,这在铜鼓苏区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解决苏区党政机关物资给养。土地革命初期,铜鼓苏区尚未进行经济建设,物资来源主要依靠苏区武装打土豪筹款。“铜鼓每月所需千余元,来源有着,每月尚可供给边特及接济平江数百元之用。”[3]
  后来,县、区机关物资给养除合作社企业和累进税有适当部分提成可供使用外,武装组织到白区、游击区的缴获也是重要来源。例如,1929年,县游击大队四次攻打排埠, 均缴获大批粮食、现金运往苏区。1931年1月,县赤色第三大队第二中队转战修铜宜奉边区达3 个月之久,不仅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而且把缴获的现金、 物资运往铜鼓苏区。另一方面,保卫苏区土地革命成果。1932年8月,排埠区群众正收割稻谷,铜鼓县警察队30余人枪纠集民团300多人到丰田箬坪、北坑抢割稻谷。正在这里帮助秋收的县苏游击大队会同红军一个营进行伏击,夺回稻谷200多担,缴枪几十支,胜利保卫了苏区群众的农业果实。
  (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是苏区地方武装的一项重要任务,铜鼓苏区武装多次执行了这一任务。
  1.配合红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1930年7月,为配合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铜鼓苏区按照湘鄂赣边境特委的通知要求,在排埠成立了第四路赤卫军指挥部,县委书记李骏良兼任总指挥,县苏副主席汤九伦任副总指挥。第四路赤卫军指挥部组织了1万余名赤卫队员分别编入赤卫、担架、救护、运输4个大队配合作战,并挑选了1000 名青壮年赤卫队员加入红三军团参加正面作战。攻占长沙后,李骏良被任命为长沙某区苏维埃主席。同年 8月,主力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铜鼓苏区同样组织了1万余武装力量配合作战。
  2.配合红十六军攻占铜鼓县城。1931年1月 27日,铜鼓数千赤卫队员配合红十六军第九师,胜利攻克铜鼓县城,并全歼企图反扑的民团武装,建立城区苏维埃政府。同年6月20日,铜鼓县警卫连和数千赤卫队员配合红十六军再次攻占铜鼓县城,伪县长唐英国只身逃遁。铜鼓县苏机关进驻县城柳林街办公。
  3.配合红十六军进行丰田、排埠战斗。1932年6月上旬,根据湘鄂赣省委、省苏、省军区的部署,红十六军第七师、第九师两个师和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及铜鼓县苏游击大队,集中歼灭丰田、排埠之敌。战前,铜鼓县苏游击大队派人侦察敌情,同时,铜鼓县苏还组织动员了数千赤卫队员和苏区群众担负支前工作。6月12日,丰田战斗先行打响,在铜鼓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全歼守敌1个加强营。接着,红军对排埠守敌发起总攻,敌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在红军强大攻势下,敌军死伤惨重,残敌乘我军休整之机逃离排埠。战斗结束后,铜鼓苏区与万载苏区即连成一片。但是,红军亦伤亡重大,牺牲数百人。
  (四)打通苏区交通线。1928年至1931年,铜鼓苏区武装力量开辟了铜平、铜浏、铜修、铜万边界若干条交通线,使铜、平、浏、修、万等县苏区连成一片。同时,初步打通了排埠至修铜宜奉边区的交通线。1932年1月,中共铜鼓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幽居祖庄召开,决定实施向东南发展,与修铜宜奉边根据地打成一片的计划。同年2月,铜鼓县委、县苏派遣县游击大队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游击大队从铜鼓港口乡出发,沿修铜边境双港、交古,铜鼓境内西六、茶山、古桥、带溪,转战到修铜宜奉边的麻洞、找桥、甘坊、逍遥等地,然后经黄岗口、坪田、血树坳、竹山尾回至铜鼓县苏驻地梁塅。历时一个多月,终于打通了铜鼓苏区至修铜宜奉边区两条交通线。 游击大队沿途打击反动势力,袭击古桥等民团局,缴枪 20 支,子弹2000 余发 ;沿途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在交通线上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两条交通线以后长时间成为省委交通队经常往返的主要路线,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省级机关在龙门山突围、西迁至平江黄金洞的路线。
  (五)为主力红军部队提供可靠的后备兵员。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鼓苏区每年都有工农分子补充到主力红军。铜鼓苏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坚决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开展扩红运动,支援革命战争,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192年,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攻占铜鼓县城,其后每天有数百人参加红军。1930年6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铜鼓县委、县苏组织动员1万余人参加战斗,其中数以千计的赤卫队员和游击队战士编入红军队伍。同年7月,铜鼓五区组建 10 个赤卫中队共500余人,编入红十六军第九师。1931年4月,根据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关于选送志愿新兵扩大红军组织造成红军铁军争取革命胜利》通告精神,铜鼓县苏向红军部队输送 200 名新兵。1928至1934年,高桥乡先后有 265 人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冬至1935年春,全县动员15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编入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据不完全统计,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铜鼓苏区由地方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加入主力红军、由县级武装直接编入红军的人数达1万多人[2]P197。苏区武装组织先后6次编入主力红军并重编或补充队伍,为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和新四军组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铜鼓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不遗余力地开辟、发展和建设苏区,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开拓和建设铜鼓苏区乃至湘鄂赣苏区的革命历史中,铜鼓苏区武装充当革命斗争的坚强柱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可以说,没有苏区的武装斗争,就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就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就没有革命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铜鼓县志(上卷)[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3]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巡视湘鄂赣边境各县工作的总报告(1929年7月25日)[B].江西省档案馆所存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