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关系论析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7-09
曾 辉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摘 要]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密切。客家人聚居地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客家人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客家人参加革命,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客家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革命文化对客家文化进行了更新与再造。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成为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众多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客家文化积极加以传承和发扬,对客家文化中偏移革命意识形态的部分加以更新和改造,赋予其新内涵,并吸收古今中外其它有益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革命文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客家文化;革命文化;土地革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3-007-08
  [作者简介]曾辉(1982—),男,江西赣州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民国史。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先民们不断迁徙流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原居黄河流域,因为战乱、瘟疫、饥荒等原因,辗转迁移,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开始,到唐中期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再到宋室南渡,及后来蒙元、满清入主中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迁移浪潮。客家人足迹所到之处,遍及南方十几个省,甚至远到海外,其中最为集中的是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尤其是赣南、闽西和粤北这三角地带。客家人在迁徙、流转过程中,在闽、粤、赣等地的山林间开垦、劳作、繁衍、生息过程中,在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创造了既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又与之不同的客家文化。到1920年代末,客家人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另一股改变中国的力量来到这里。从此,这片土地被深深地染上了红色印记,客家人被深度卷入到这场土地革命中。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十分密切,客家人参加革命极为踊跃。那么,客家人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参与土地革命?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土地集中、剥削严重、生活贫困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大贫苦农民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黄宗智、周锡瑞、王奇生、黄道炫等很多学者则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和生活贫困不是广大贫苦农民支持土地革命的唯一原因。在这一认识下,很多学者探讨了其他原因,比如强调土地革命给贫苦农民提供了民主、平等、权利与尊严等精神因素对贫苦农民参与革命的重要性,比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密切关系,还有的学者强调一些农民参加革命的盲目性以及功利性等复杂动机。①这些分析,都各有依据,也各有其道理。而笔者想要探讨的是:除了学界已经探讨的原因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客家文化是否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倡导引领的革命文化特质存在某种契合,从而助燃了革命之火,最终使得土地革命在赣、闽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②
  一、客家人与土地革命
  在梳理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之前,有必要论述客家人与土地革命的关系。③
  首先,客家人聚居地是中国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秋收起义发生地湘赣边界,无论是爆发地修水、铜鼓、安源,还是后来工农革命军撤途中的浏阳、芦溪,最后到井冈山根据地,都有不少客家人聚集。如曾出过“一门五杰”的修水义宁陈氏就是客家人,至今修水仍有十几万客家人。秋收起义前委所在地铜鼓,是赣西北客家人聚集的中心,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70%以上。红四军活动的区域遂川、宁冈、永新、万安、泰和、吉水、永丰、酃县、茶陵等也是客家人聚居地。如遂川,红军活动频繁,毛泽东曾经五次在此指挥战斗,三次进驻县城。[1]P2全县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立了基层党组织和工农兵政权,并建立了县级工农兵政府。遂川在清乾隆时就出现“丁口半出流寓”现象,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口都是外迁而来。著名学者曹树基研究结果表明,清时来自福建、广东的客家村771个,占当地村庄50.4%,并推断“清乾隆后期,遂川人口可达28万人,其中客家移民约有17万人”。[2]P200-201如此看来,遂川县客家人比例是很高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南下广东,转战赣南、湘南,最后上井冈山,所经之地很多地方是客家人聚居地。对湘赣边界客家人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也说“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3]P74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粉碎了敌人的连续“围剿”,在这里建立了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建设,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苏区成为全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赣南、闽西、粤北三地则是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赣南是客家人的摇篮,赣南下属18个县市区中,南康、赣县、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会昌、寻乌、石城、瑞金直到现在都是客家人口超过90%的纯客住县。另外信丰县、章贡区也有大量客家人。闽西苏区的长汀、永定、上杭、武平、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也都是纯客住县,另外还有十个非纯客住县。④据党史学者凌步机研究,1932年江西苏区人口有240万人,闽西苏区有100-120万人口,中央苏区合计有340万左右。[4]P204这样算来,赣南、闽西客家人在1932年时就超过300万人。因此,赣南、闽西既是客家人大本营,也是土地革命运动的大本营。
  客家人又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红军之父”朱德元帅是祖籍广东韶关的客家人,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到川北客家大县四川仪陇。朱德从南昌到井冈山,再到瑞金,到陕北,成为土地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元帅是广东梅县地道的客家人,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等职。袁文才(宁冈人)、赖经邦(吉安县人)、曾炳春(吉安县人)都是客家人,他们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杨成武(长汀人)、张鼎丞(永定人)、陈丕显(上杭人)、刘亚楼(武平人)是闽西纯客县的客家人,他们都深度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赣南籍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更是数不胜数,像古柏(寻乌人)、赖传珠(赣县人)等人。最有名的是将军县兴国,走出了肖华、陈奇涵、温玉成等56位开国将领。据不完全统计,朱毛红军中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客家人就有536位之多。[5]P416除了这些领导人,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客家革命者,他们成为革命者的主体。据毛泽东1933年11月调查,纯客住县福建上杭县的上才溪乡554个劳力中,去当红军和外调工作的有485人,留在乡村的只有69人。[6]P342赣南苏区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支前60多万人,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参加了保卫苏区的斗争。兴国全县23万人口,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人,全县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瑞金县苏区人口24万人,参加革命的有4.9万人,烈士达1.7万人。[7]P67客家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之重,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二、客家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
  由上可知,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十分密切,尤其赣南、闽西的“纯客住县”,基本上都是“全红县”。这只是一个巧合,抑或有某些必然?通过比对、梳理可知,客家文化⑤与革命文化⑥有很强的同构性。
  (一)从客家勤劳节俭、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到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客家人在这方面则尤为突出。客家人从北方平原地带辗转进入南方,盆地、河谷地带已经有人居住,因此他们只能走进深山老林。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山间土地有限且贫瘠,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因此,他们不得不比一般人更加勤奋,才能求得生存。他们日出而作,日落仍不息,勤勤恳恳,活到老,干到老。在客家人看来,白日作闲,无所事事,那就是一种罪过。即使是现在,在赣闽山区,还经常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山间劳作。客家的妇女尤其勤劳,由于男子不少外出谋生,在其他地方的裹脚妇女足不出户的时候,客家妇女不但要洗衣做饭,操持家务,还要耕作农田,承担农活的重担。为了尽可能节约生活资料,客家人常将有日当无日,养成节俭的习惯。客家人的勤劳节俭,可以从客家人的一些谚语窥见一二,诸如“人勤地献宝,人懒地生草”“勤人登高易,懒人伸手难”“赚钱好比针挑刺,用钱好比水推沙”“兴由勤俭败由奢”,等等。
  在土地革命中,客家人的勤俭节约精神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下来,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度过了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艰难岁月。比如“一贯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态度和蔼”[8]P428的朱德,就将这种精神带入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与士兵同甘共苦,“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8]P308成为士兵心目中的“伙夫头”。[9]P451红军队伍里边,还有很多像朱德军长一样的客家人,他们从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到了革命队伍以后,继续发扬这种精神,鼓舞他们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陈正人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时候就说:“那时确实非常艰苦,但是,我们却能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主要的原因是:一条靠艰苦奋斗的思想,一条靠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一条靠打土豪。”[10]P447而毛泽东在分析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战士能够在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都难以为继、缺衣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原因时,也讲到红军战士“苦惯了”[3]P65。可以说,正是生活在大山深处客家人遗留下的那种“苦惯了”的客家精神,最后成为战胜困难的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从客家开拓进取、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到敢闯新路的革命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人们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精耕细作,纺麻织布,衣食住行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内部交换得以解决,对外的依赖性很小。他们在熟悉土地上过着祖辈一样的生活,面对一样的问题,采取一样的解决办法。因此,农业文明的特点就是易于满足,安土重迁,尊重习惯和已有经验乃至因循守旧。但是客家人与此不同,客家人因为战乱、瘟疫、饥荒被迫四处迁徙,从中原越过淮河、长江等大江大湖,又穿过高山荒野,乃至飘洋出海。据统计,现在客家人散布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达到约1.2亿。所谓“有太阳升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11]P172。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因此,客家人被视为是“东方的吉普赛人”“中国的犹太人”。客家人在迁移的过程中,或者定居中,碰到的都是陌生的地理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遇到的很多都是先人们没有遇到的问题,这种环境使得他们不满现状,敢于打破常规,养成善于学习,穷通达变,开拓进取,敢闯敢干乃至冒险犯难的性格。
  客家人身上的这种精神对共产党发动革命有积极的作用。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打烂旧世界、旧秩序,建立新世界、新秩序的过程,在很多安于现状的人看来,是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对于随土地革命而来的变化也是不适应的、乃至恐惧的。但是对敢闯敢干的客家人来说,他们有这种心理基础。除了生活贫困等原因,或可以解释为什么客家人如此积极踊跃参加革命。而在革命过程中,客家人也不是一成不变,囿于固有经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通达善变。毛泽东和朱德抛弃了“城市中心论”和苏联经验,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中央苏区时期,朱德、叶剑英、古柏、张鼎丞等客家人和毛泽东等一起,抵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的政策和指示,都需要一种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敢闯新路的精神。
  (三)从客家好武尚斗的斗争精神到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
  一般来说,农业民族喜好安定平稳,不喜欢斗争,儒家文化也强调行王道而非霸道,所谓“以和为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但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客家人不得不经常处于斗争的环境之中。尤其是客居山林间,生存资源比较有限,与土籍居民矛盾十分突出,所以土客械斗就经常上演。毛泽东在井冈山调查后也认为,“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3]P74除了土客械斗,还有宗族械斗,如在赣南纯客县会昌县就有所谓“曾邹两姓,打烂圩坪”的民间说法,可见斗争之激烈。这种土客械斗和宗族械斗,往往是整村整族卷入,使得客家人有了“刚悍劲险”“嗜勇好斗”“勇而喜争”[12]等刚劲、尚武、好斗的特质。
  这种斗争精神熏染了客家人,使得客家人与中国近代革命产生了莫大的关联。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及拜上帝会的成员大都是客家人,起义爆发地广西桂平就是广西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客家人,其余像廖仲恺、邹鲁、郑士良都是客家人,兴中会32名会员中,有31名都是客籍侨胞或客家人后裔。1905年同盟会成立,入盟的广东籍112人,有客家人73人。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中,都有不少客家人身影。正因为近代中国革命与客家关系密切,所以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研究客家与中国革命关系之后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客家的精神,就是革命的精神”[13]P370。
  因此,可以说,客家人身上流着斗争的血液,其反抗性、斗争性较一般人更强,革命火种一经中国共产党引燃,他们身上那种革命性就显露无疑,曾经参加湘南暴动和井冈山斗争的红军指战员李克如就回忆说“我们进行土地革命,在客家方面就比较容易和有劲。”[8]P427当1929年红四军进入纯客县瑞金时,毛泽东也发现“瑞金群众如火如荼的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14]P59或正因为这样,赣南、闽西各地才出现李维汉所说的“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15]P342
  (四)从客家团结协作的群体观念到纪律严明、无私奉献的革命文化
  客家人迁徙不是只身一人,往往是举家携族。背井离乡,颠沛流离,陌生的地域,复杂的环境,使得他们必须相互分工,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每到一地,他们聚族而居,利用血缘建立人际网络,建立同宗同乡关系,互帮互助,形成协作。客家围屋、土楼就是客家人团结协作的产物。居住其间的,往往是一个同姓大家族,有族长总领,下分各房各派,这样从开基始祖开始,按照代际形成一个个等级森严的体系。每个人按照族谱中的地位来确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小辈服从长辈,弟弟服从兄长,秩序井然。面对经常可能发生的土客斗争,在这个群体中,任何个体脱离了团体都无法生存,因此客家人多是以团体为本位,而非个人为本位。客家谚语称“轻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人多力量大,神仙也不怕”。这种群体观念,使得客家人往往压抑乃至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形成极强的团结力和行动力。对此,研究日治时期台湾的日本学者竹越三郎也不得不惊叹:“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最富有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他们的团结尤为惊人,以致政府当局,不得不限制他们的住居地区,使其不得居住一处。”[13]P371客家人的这种善服从、重合作、顾大局的群体观念,到了红军队伍里就更容易转化成纪律性。朱毛红军以纪律严明著称,其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五)从客家崇先报本、爱族爱乡的精神到爱国为民的革命文化
  在儒家文化中,向来有尊老崇祖的传统。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生,祭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都是强调孝道和崇祖。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民,这一观念本就根深蒂固。而在不断迁徙过程中,为了抵御外来侵害、维系团结,他们必须靠祖灵作为精神纽带。因此,崇祖睦宗的观念愈加强化。房学嘉先生就认为,与江浙地区相比,客家的宗族制度具有明显的持久性和强固性,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相比,又具有明显的精致性和典型性。[16]P155-166客家人无论大族、小族,每到一地,都要建祠堂,修族谱。祠堂正中,安放列祖列宗的牌位,有的大族,甚至有几千几万个牌位,蔚为壮观。正上方的梁上,则往往供奉全族的族谱。客家人在中元节、春节等重要节日都要到祠堂祭祀供奉,在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也必须到祠堂向祖宗“汇报”。除外,客家人也十分重视风水,对去世先人墓葬的选址、日期极为谨慎。每到清明,全族祭祀,为了扫墓,往往要翻山越岭,辛苦跋涉,就是为了表达崇先敬祖之心。客家人认为“信神不如敬祖”,虽有佛、道及地方神等信仰,但是都不如祖宗信仰如此重视和虔诚。客家人认为自己能有所成,都是“祖德流芳”,因此客家人不断迁徙流转,在各地生根发芽,无论多远,均心系祖宗,情怀故里。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出现一波又一波赴内地省亲归祖的浪潮,其中客家人尤为积极,由此可见。
  在古代社会,“家国同构”,家就是缩小的国家,国就是放大的家。因此,客家人这种崇先报本,爱族爱乡之情很容易就转化为爱国为民之情。尤其是在遭受外族入侵的时候,客家人甚至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南宋末年,文天祥率吉安、赣州的客家人英勇抵抗异族入侵,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史书。在中法战争期间,中方无论是上层统帅还是下层士兵,主体都是客家人,如刘永福的黑旗军,冯子才的种子营。⑦而台湾客家人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义不帝日,率领台湾同胞英勇抗击日本入侵。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客籍侨领胡文虎为代表的客家人慷慨捐输,乃至回到大陆直接参军参战。
  革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土地革命和后来的革命过程中,参与其间的客家人的崇先报本、爱族爱乡观念很自然的升华为爱国为民观念。朱德、叶剑英等客家杰出人物驰骋抗日第一线,由客家人占主体的广东东江纵队、闽西义勇军英勇抵抗,奋勇杀敌,就是一证。
  三、革命文化对客家文化进行了更新和再造
  通过以上论述梳理可知,客家文化中的勤劳节俭、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开拓进取、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好武尚斗的斗争精神,团结协作的群体观念,崇先报本、爱族爱乡的精神与革命文化有很强的同构性,这些客家文化成为革命反抗精神、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爱国为民、纪律严明、无私奉献等革命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可以说,革命文化很多方面传承了客家文化。当然,革命文化并非只是对客家文化简单的沿袭,而是赋予了新内涵的更新与再造。
  客家人“勇而喜争”“好武尚斗”的斗争精神,其斗争的对象,当然有时候也包括入侵的外族、封建政府、地主豪绅,但更多是指向土籍群体和自身之外的宗族,斗争也更多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却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土地革命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买办阶级、豪绅地主和代表他们的反动军阀和反动政府。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单纯改善经济状况,而是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最终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客家人的斗争与共产党人的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张力,使得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常出现尴尬和困境。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就提到,他动员宁冈的土籍和客籍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当地的豪绅地主和反动军队。但是八月失败后,土籍豪绅带着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当地的土籍农民却大部分“反水”,带着反动军队烧屋搜山。当红军打败白军,重新占领宁冈后,客籍农民又把矛头指向土籍的农民,没收土籍农民的土地。[3]P75在这里,参加革命的客家人与毛泽东等中共革命者明显遵循不同的思维和逻辑。所以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加强教育,让客家人、土籍人打破“土客之争”的狭隘视界,强化其阶级观念和政治观念,让土地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阶级革命。客家人团结协作、崇先报本、爱族爱乡等精神,也有狭隘的一面,他们团结协作,抱团取暖,主要是为了一家一族,一村一寨。其爱乡爱国,毁家纾难,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自家自族也受到外族的劫掠。因此,以宗族为本位往往容易走向“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在井冈山,毛泽东就发现,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同时又是家族组织,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地方主义盛行。[3]P74这与土地革命文化的理念完全不同,土地革命,不但要打破一家一姓,一地一隅,而且要打破省界国界,其解放的对象,是全国的劳苦大众,乃至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全人类。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对客家人进行宣传教育,强调“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主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从而引导农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10]P439另一方面在实际革命斗争中,让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来打破客家人“地方主义”藩篱,进而成为一个无界别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客家革命者也并非二十世纪上半叶土地革命的唯一实践者,作为革命实践的产物——革命文化,其思想资源也并非只有客家文化,还包括湖湘文化等地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先进文化。比如革命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因为河间献王刘德一直专注于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且其态度极为严谨,所述所论皆有依据,因此班固赞誉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8]1839。唐代经学家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时,把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8]1839,意思是说做学问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中求索出真相、引出结论。此后,实事求是作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传承下来。朱熹、王夫之所谓“即物穷理”或“即事穷理”,以及清朝乾嘉学派之朴学,都是赓续此一传统。近代一些大学如岳麓书院、北洋大学还将其视为校训。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之时,曾经寓居岳书院半学斋,常在岳麓书院与同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研讨真理。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牌匾对其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毛泽东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观点有集中阐述。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实践也是认识的目的。这些观点很自然地影响了毛泽东,这在毛泽东所写《实践论》中可以明显看出。
  总之,毛泽东在取中国传统“实事求是”真义的同时,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最后提出“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并以此来指导包括土地革命战争在内的革命斗争,其实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还比如革命文化中的“清正廉洁”思想,很大程度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十分丰富,孟子谓“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管仲则将“廉”与“礼”“义”“耻”并列,称之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家乃亡”(《管子·牧民》)。汉代刘向也认为“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说苑·政理》),又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财为草,以身为宝。”(《说苑·丛谈》)还有像今人所熟悉的岳飞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明代廉吏于成龙所谓“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以及“公生明,廉生威”等,都是古代清正廉洁思想的绝好体现。在廉政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出现了众多廉洁自律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出生、成长于中华大地,熟稔古代历史,古代廉政思想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共产党人要做廉洁自律的典范,把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33年12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者视不同情况给予死刑、监禁等严厉处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贪污的坚决态度。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提出了“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著名论断[3]P134。为此,苏区针对一些贪污行径,开展了严厉的斗争,清除了熊仙壁、左祥云等一批贪污分子。此后,毛泽东还提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要做“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9]P522等论断。除了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其他共产党人也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也有不少关于廉政的论述,这些论述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均一脉相承。
  此外,革命文化中,纪律严明其思想资源一部分来自于列宁式政党的政党特性,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更多是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剖析。
  总而言之,革命者汲取了客家文化中的精华,并对客家文化进行更新乃至再造,同时也吸收其它很多优秀文化,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理论总结,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
  四、结语
  发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思想革命。许多民众卷入其间,而贫苦农民则是其中的主体。在赣南、闽西这些客家人聚居的地方,革命之火尤其猛烈,赣南、闽西成为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客家民众则成为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民众参加革命,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其文化上的原因。通过初步梳理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至少在赣南、闽西这个土地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的爆发与客家文化有一定关联。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成为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众多思想资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积极加以传承和发扬,对客家文化中偏移革命意识形态的部分则加以更新和改造,赋予其新内涵,并吸收古今中外其它有益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革命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7]P32等等。笔者以为,上述所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对三种文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有比较细致的梳理。笔者选取中华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其相互关系。通过初步的探讨,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弘扬革命文化,也必须弘扬包括客家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释]
①对这一问题,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专门梳理、总结了相关研究,详见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②就笔者所见,关涉这一主题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三篇:一是舒龙所写《客家的迁徙流转文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载罗勇等主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5页),该文认为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是对客家迁徙流转文化的传承和张扬,这种观点颇有新意,但是似有点牵强,笔者认为朱毛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术可能更多来自于《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中国古代孙子等人的军事思想,而非客家迁徙流转文化。二是蓝松金所写《论才溪精神和客家精神的关系》(《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6期)认为客家精神是才溪精神的基础,而才溪精神则继承和发扬了客家精神,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为客家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使客家精神跃上了新的历史台阶。这种分析思路值得笔者借鉴,但是才溪精神的内涵是“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创第一”,与革命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三是杨志其、卢丽刚著《论客家文化对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影响》(《党史文苑》2005年第16期)。该文与笔者主题最为接近,简单地分析了客家人生存环境恶劣及受到土豪劣绅的压迫导致其革命性增强,客家人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对红军的影响。文章有一定道理,但是过于简单,全文不到三千字,只分析了客家文化对井冈山精神两个方面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的探究,如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黄保华、赖昌明:《赣南客家与苏维埃革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在这些论述论著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梳理和论证。
关于赣南、闽西客家人分布的更详细情况,可参见丘恒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⑤广义的客家文化涵义甚广,包括物质层面的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礼仪风俗、语言、信仰、艺术等。本文所谓客家文化,则侧重指具有本质性、决定性、内在性特点的,能反映其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层面的文化。一般认为,其内涵包括永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勤劳节俭、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崇本报先的爱乡爱国精神;开拓进取,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 团结协作的群体精神;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好学精神等。当然,客家文化也包括迷信、狭隘及重本抑末的小农精神等消极方面。
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包括苏维埃斗争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革命文化。革命文化的内涵目前尚未见有明确界定,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等内涵有很多重合性,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都可归之于革命文化,其具体内涵则包括革命反抗精神、信仰坚定、实事求是、爱国爱民、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纪律严明等等。
⑦关于客家人与中法战争的关系,详参李玉刚:《客家人与中法战争》,邱权政主编:《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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