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工作探析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9-03-07
邱明
  摘 要: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报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了“左手拿宣传单, 右手拿枪弹”等一系列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将新闻舆论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坚持党性原则,走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按照传播规律发展新闻事业。毛泽东新闻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深入推动革命斗争起到巨大作用,对当今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新闻思想;井冈山;中央苏区;新闻舆论工作
  新闻舆论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前进、维持稳定、保持定力的重要手段。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把它作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来抓。习近平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必须寻根溯源,系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历史发展脉络,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的过程,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时期为萌芽期,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为探索期,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成熟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为发展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报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了“左手拿宣传单, 右手拿枪弹”等一系列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为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决定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初期,受急于求成的盲动情绪影响,片面强调举起枪杆子复仇,对新闻舆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利用舆论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群众参与起义的积极性并不太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失败。任弼时在检讨秋收暴动失败原因的报告中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勇[踊]跃。……当我军到浏阳召开农民群众会议时没有多少农民参加……,没有多做士兵行动,缺少宣传等,当然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彭公达在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也指出,“安源军到醴陵时仅出了几张布告,宣布没收土地及恢复农民协会等事,农民群众并没有起来响应。” “为什么要爆发此次暴动?暴动到底为什么?这样几个意识没有普遍到工农群众宣传,工农群众不明了暴动的真意识,暴动没有在工农群众成一个兴趣。”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初到井冈山时,一路冷冷清清,当地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支部队的性质,纷纷上山躲避,后来毛泽东派战士们一个个去做群众工作,访贫问苦,宣传红军宗旨,宣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见工农革命军秋毫无范、与国民党部队确实不一样之后,才将信将疑地回到家中。
  因此,毛泽东意识到开展舆论宣传的极端重要性,在井冈山批评了“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展开,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在早期红军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毛泽东直接领导并创造性开展了新闻舆论工作。
  (一)把新闻舆论宣传当做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在井冈山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长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在国民党对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污蔑丑化宣传之下,普遍对共产党和红军戒备恐惧、怀疑敌视。对此,迫切需要进行舆论宣传,传播党和红军的主张,发动群众,争取民心,所以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他在1929 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红军舆论宣传的现状及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纠正的路线”,对舆论宣传的各个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在舆论宣传任务上,要“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通过塑造红军正面形象,消除群众的误解,从而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在舆论宣传对象上,既要加强对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妇女、劳苦青年等基本群众的内部宣传,又要加强对广大游民群众、民团和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团结争取,还要加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的分化瓦解;在舆论宣传内容上,针对群众斗争情绪高和低、斗争地点不同、斗争时机不同,制定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在舆论宣传队伍上,要健全充实宣传队,下设专门的艺术股、化妆宣传股、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提高舆论宣传水平;在舆论宣传方式上,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多变,通俗生动,便于群众接受。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对于指导红军新闻舆论工作和根据地新闻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用简便易行的新闻传播手段来发动群众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地处偏远落后的山区,信息渠道闭塞,群众较为保守。早期红军人力物力奇缺,不可能做大规模的现代新闻传播。因此,毛泽东从创办各种简易刊物、成立宣传队起步,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传播手段,如标语、歌谣、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方式,来发动群众。这些简易的传播手段在宣传反压迫,闹革命,特别是在争取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面向广大群众,旗帜鲜明,因陋就简,因地制宣,内容生动,方式多样,成为根据地新闻舆论工作的良好开端。
  在井冈山,毛泽东亲自拟定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井冈山土地法》等文件,向群众广为宣传党的政策。并要求红军每个连必须组织3个人以上的宣传队,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要不断地开展舆论宣传工作;标语口号必须由军委统一制定,统一发出,以免杂乱。毛泽东还创办了《特委通讯》《前委通讯》等党的机关刊物,亲自撰写党内长篇通讯,如《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等,向党内同志和红军官兵进行时事教育。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与各项基本政策,诸如“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等。布告为四言体,读起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为沿途广大群众所了解和接受,为扩大“朱毛红军”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通令,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普遍举办《时事简报》,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并专门起草了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叙述了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内容和编写方法。《时事简报》是一种手抄大张壁报,一般每周编写并张贴一张,内容是报道当地群众斗争、红军工作和国内外政治消息。《时事简报》很快普及成为工农群众看得懂、喜欢读的通俗报纸,开扩了读者的眼界,改变了农村根据地被封锁,消息不灵通、群众见闻狭隘的状况。有一次,红军攻占大余县城,将《时事简报》张贴在大木桥的亭子上,当地群众纷纷前来观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
  (三)开创人民新闻通讯事业
随着红军的力量壮大,创办新闻媒体的条件日臻成熟。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靠着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两位投诚的技术员起家,创建了无线电通讯部队。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开始在中央苏区创办通讯社和人民报刊,开创人民新闻通讯事业。
  1931年11 月,党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起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 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办的一个新闻机构,当时被赋予的任务和功能是党的“耳目喉舌”。“喉舌”指打破敌人封锁,对外播发共产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红色中华》报;“耳目”指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参。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讯社建设,培养通讯人才,在物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确保通讯队伍的给养。在红中社成立第二个月,还带着刚刚领导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等参观了红中社。12 月1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在瑞金创刊,长征之前共出版了240期,成为根据地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在人民政权下,根据地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大量人民报刊出现,中央机关创办了《红星报》《斗争》《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苏区报刊,各级党政军群机关也有不同的报刊。1933 年秋,仅中央苏区就有各种大小报刊34 种。这些新闻媒体广泛开展新闻舆论和政治宣传动员工作,为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宣传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的大好形势,鼓舞军民士气,打击土豪劣绅,瓦解敌人军心,均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充分运用红中社、《红色中华》报等新闻媒体,领导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新闻舆论宣传。一是发布政府的声明、通告和宣言。“一苏大”期间,毛泽东亲自审阅了大量红中社播发的文件和消息,多次通过红中社发布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二是加强经济社会工作宣传。毛泽东专门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论述查田政策的3 篇文章,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典型调查报告,发表在《斗争》上。三是广泛开展战争动员。毛泽东以“子任”“东”等名字,撰写了一批社论和消息,号召群众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发展游击战争等,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长征前夕,毛泽东还为《红星报》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四是阐明党和政府的立场。毛泽东多次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为国民党出卖天津宣言》等,以接收记者采访的方式,就日本外务省发表对外政策声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等问题发表谈话,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并揭穿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阴谋。五是指导编写内参。红中社内设新闻台,在毛泽东指示下创办了《参考消息》。将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及少量外文电讯选编成油印单页资料,每天刻一两张蜡纸,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考。这种编译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国家新闻的独特方式,日后被毛泽东形象的比喻为“种牛痘”,可以“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中央苏区报刊紧密围绕党政中心任务,推进政权建设,服务革命战争,明确提出要成为 “战斗动员有力的喇叭”和“推动工作有力的武器”。《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发行数剧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鼓舞调动了根据地千百万人民为工农民主政权斗争的积极性,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毛泽东在1934年“二苏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央苏区新闻舆论工作的成绩:“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    
  二、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工作思想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这个地方报刊被李大钊誉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期间,毛泽东创办并主编了《政治周报》,“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经过一系列办报磨砺,毛泽东新闻思想开始萌芽。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走群众路线、开展调查研究、按照传播规律发展新闻事业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日后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式形成并成熟的毛泽东新闻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新闻舆论工作是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把新闻舆论工作当做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做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并提出要“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继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后不久,1927年12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其中第三大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领导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要求“每个红军都是组织员、宣传员、战斗员。”在1928年至1931年, 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兴国调查〉前言》《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等涉及新闻舆论宣传问题的文章,并指出《时事简报》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站在战略高度,提出“左手拿宣传单, 右手拿枪弹”的理论,要求共产党人把新闻舆论这个武器掌握在手里,应用于一切工作当中,可以起到“一条标语抵得上红军一个军”“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的特殊作用。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工作既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又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指导工作的工具。所以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不仅以身示范,亲自办报管报,亲自撰写社论和消息通讯,接受媒体采访,还要求各级党委、苏维埃和军队抓好新闻舆论工作,通过舆论发动做好革命战争中的各项工作。这种把新闻舆论工作称为革命武器的“武器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的发展和提升,实质上是把舆论宣传看成和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斗争工具,极大地提升了新闻舆论工作的价值地位,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极为宝贵的革命宣传思想。
  (二)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
  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对新闻舆论工作如何坚持党性原则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是强调新闻舆论宣传的阶级性。毛泽东一贯强调,新闻舆论是有阶级性的,具体体现在新闻舆论内容反映的立场、观点、思想倾向上。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对统治阶级应作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应广泛发动和积极争取。1929年3月,毛泽东连续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宣言》《敬告士兵群众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告绿林弟兄书》等,旗帜鲜明地提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他还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深刻描述了阶级剥削、列强压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图景,鼓励和号召广大商人、知识分子、白军士兵、绿林武装等一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开展民权革命,打倒列强和军阀,统一中华。整个舆论宣传体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极富鼓动力量。
  二是以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开展新闻舆论宣传。在毛泽东看来,新闻舆论工作的作用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使群众了解党的正确主张,从而扩大革命的影响力。他明确要求“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在宣传纲领上,毛泽东专门要求“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并根据党的“六大”精神亲自编写了红军要实现民主革命的“十大政纲”,向群众广为发布,在红色区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是建立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毛泽东在地方党委和红军分别建立并规范了新闻舆论宣传队伍。在地方党委系统,毛泽东批评了湘赣边界党组织在群众中不去宣传革命的意义和方法,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群众做的“最严重的错误。”为此,毛泽东要求,特委、县委成立并健全宣传科,每周制定和定期发出宣传标语和宣传大纲;各游击队都须开展好宣传,如举办群众大会,进行化装讲演等;下级对上级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检阅宣传工作。在红军系统,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军队中普遍轻视宣传工作及宣传队的不良现象,指出“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他对宣传工作和宣传队进行组织整训,规定编制和人数;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并保证够用;从地方和部队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提高宣传队伍质量。由于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确保了党的主张能够迅速准确地传播出去。
  (三)新闻舆论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大特色。其源头起于中央苏区,1931年3月,毛泽东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通令中要求,在革命根据地每个乡、每个村和红军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办壁报,这样就有上千份报纸。在他看来,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发动群众来办。这实质就是新闻舆论工作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
  一是新闻舆论内容要与群众密切相关。毛泽东要求,《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它登的消息要与群众息息相关,既要有打土豪、分田地、办农会等群众斗争的内容,又要有甲地牛瘟干旱、乙地无盐缺菜等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群众才感兴趣,看得才有味道。要符合群众的阅读习惯,“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几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而且可以兼顾群众识字运动,让村里识字先生给不识字的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两得其美。
  二是采取群众易于接受的新闻舆论工作方式。毛泽东有一种“泛舆论宣传”的工作方式,就是将所有公开传播信息,通过各种有声和无声的、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向群众传播,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群众在这个“舆论场”中,通过耳闻目睹、眼见为实、自我认知的心理过程,自然而然会形成对党和红军信赖的强大力量。红军运用革命标语、革命歌谣、画报宣传、化妆宣传、口头宣传、文字宣传等简便易行的方式,形成了强大的新闻舆论网络。毛泽东在具体方法上规定到每个细节,比如宣传队书写标语时,必须事先摸清本村最大的恶霸地主是谁,然后晚上直接书写“打倒地主恶霸某某某”,第二天消息在村里传开,既可对土豪劣绅造成心理震慑,也可争取到群众支持;标语要书写到村中醒目的墙壁高处,让全村群众都看得见,而且敌人不方便涂抹,等等。毛泽东还提倡一种行为宣传,比如在遵守纪律上,红军战士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上门板、捆禾草等具体行动来赢得群众信心,扩大红军影响;在对待白军士兵上,通过发放传单和宣传品、优待俘虏、医治伤兵等方式,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达到非常好的舆论宣传效果。这种“泛舆论宣传”的方式,是毛泽东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是坚持群众办报的方针。《红色中华》创刊不久,就在党、政府和群众团体中发展了200多名通讯员,后来又在报社内部建立通讯部,加强对通讯工作的指导。《红色中华》还从第56期起增设了《写给通讯员》专栏,以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以及《读者通讯》专栏,刊登读者的意见,促使广大读者关心报纸工作。《红色中华》最多不过十几个工作人员,大部分通讯工作都依靠通讯员和工农读者来做。因为坚持了群众办报路线,故能在工作人员极少的情况下,报纸的质量不断提高。
  (四)新闻舆论工作要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法。新闻报道的目的是揭示事件真相和具体情况,新闻记者要报道真实的新闻,就要深入生活,“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随时随地注意调查研究,先后做了宁冈、永新、寻乌、兴国、东塘、木口村、长冈乡、才溪乡等调查,并写了调查专著《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自成一体的独特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后人开展新闻采访树立了典范。
  一是采访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毛泽东在寻乌调查,连续开了十几天调查会,从白天到晚上,从会场到田间,通过与群众亲密接触,将寻乌的历史沿革、水陆交通、商贸流通、阶级关系、土地斗争等情况全部了解清楚,从而掌握了中国农村与城镇现状的“麻雀标本”,进行深入剖析。
  二是采访要有的放矢,虚心交友。毛泽东每次调查,都会拟好采访大纲,确定调查对象和人数,自己记录整理,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讨论时不偏离主题。毛泽东认为,要使采访对象将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在寻乌调查中,他将农民、商人、秀才等采访对象称为“可敬爱的先生”,像小学生一样咨询问题。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请农民吃饭,给他们安排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农民了解了毛泽东的真意,消除了疑惧,脸上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整个调查会活泼有趣,每天开两至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也不觉得疲倦。毛泽东说“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
  三是采访要善于总结,推广经验。毛泽东要求,在调查中对问题要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进行分析,对一些典型案例,要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比如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研究总结并向全苏区传播推广了代表会议、群众生活、劳动力调剂、公债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等方面的经验。
  (五) 新闻舆论工作要尊重传播规律
  新闻传播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毛泽东一贯提倡并顺应这些规律。
  一是坚持新闻舆论的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毛泽东说,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文字和材料容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要求“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他专门强调,党的报纸“不靠扯谎吃饭”。毛泽东这些新闻理念,日后发展成了“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办报理念。
  二是运用简朴生动的文风。毛泽东主张,文风首先要简短精悍。比如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的宣传品, “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时事简报》新闻字数每条不得超过40字,每期不得超过400字。写新闻要少发议论,若要插议论则要插得有劲,不能疲沓,画蛇添足。其次要生动活泼。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文章要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不能板起面孔办报。第三要尽量用群众语言,他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毛泽东自己在写文章中,就广泛运用群众的土话、俚语、口语、俗语,让受众印象深刻,比如《寻乌调查》中关于“卖奶子”(客家话,即卖儿子)的细节,就将旧社会人吃人的现状揭露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这些对文风上的要求,日后发展成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思想。
  三是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中央苏区报刊开展了积极有力的新闻舆论监督。《红色中华》报开设了“突击队”“警钟”等栏目,专门用以揭发中央苏区内部的贪污腐败案件以及干部的不良作风。《红星报》在创刊号中,明确本报的作用之一,是“要成为‘裁判员’,批评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等不良现象,揭露反革命破坏。”对人民内部问题,毛泽东主张,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要实事求是。所谓“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毛泽东这种对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日后发展成了著名的“开、好、管”三字方针。
  三、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新闻舆论工作思想与实践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创造性地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与探索,为日后“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党八股’”等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报学说,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党的新闻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也创立了毛泽东独特的政治宣传动员和新闻舆论工作方法,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左手拿宣传单, 右手拿枪弹”新闻舆论工作方式,制定的一系列全方位全覆盖的新闻舆论工作部署,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示。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新闻舆论工作,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实现第一次伟大历史飞跃的一种历史佐证、具体深化、深入发掘和形象表述,也是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内在规律的重新认识和深刻把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为党的宗旨服务的,是实现党的伟大目标和完成党的伟大任务的锐利武器。新闻舆论工作是其他任何工作不可替代的,“宣传单”和“枪杆子”的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二是新闻舆论工作就是做群众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的根本所在,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三是新闻舆论工作是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新闻舆论工作经验,创新了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需求的有效方式方法,其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今天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成功借鉴。
  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舆论引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新闻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切实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管媒体不动摇。毛泽东一贯强调报刊宣传的阶级性,告诫新闻工作者:“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新闻舆论是有阶级性的,党性即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党性原则是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而舆论导向是新闻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策略上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传播党的声音,传递党的主张,宣传党的意志,维护党的权威。因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保持正确的主线,必须加强各级各类新闻机构和传播平台管理,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武装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二)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按照“政治家办新闻”的要求,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毛泽东强调“政治家办报”,就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他在讲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导向指引方向,方向决定命运。导向正确才能确保方向不偏,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新闻”意识,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树立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和鲜明的观点,对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敢于亮剑、敢于发声。新闻媒体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凝神聚力的作用,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尽到历史责任。
  (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毛泽东主张,报刊宣传要获得好的效果,应该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在社会主义中国,新闻舆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习近平在讲话中一再提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结合起来,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式方法
  新闻传播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毛泽东一贯提倡并顺应这些规律。关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毛泽东说党的报纸“不靠扯谎吃饭”,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材料不得有任何虚假的成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关于新闻的时效性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报刊宣传的及时性,强调新闻要新鲜,不要看旧闻。关于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毛泽东认为它是推进社会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提出了著名的“开、好、管”三字方针,并主张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批评要实事求是。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关于新闻的文风,毛泽东要求尽量用群众语言,要言之有物,反对“党八股”,等等。要创新方法手段,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不断拓展融合传播的新空间,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